疑似淫褻的私隱事件

最近報章開始為刊登「經過剪裁」的疑似藝人照片找尋理據。蘋果蘋論便以「假扮小天使形象」的阿嬌作為例子，指傳媒「揭發他們(藝人)的真面目正是為那些被偶像愚弄的Fans敲響警鐘，告訴他們這些人的虛偽本性，使他們醒悟」。

或許阿嬌的「小天使形象」真的是「假扮」出來的，但另一受害者陳文媛又如何呢？她既不曾扮過「小天使」，又沒有試過在人前「痛哭流涕」「扮可憐」，近年甚至已淡出影藝圈，理應沒有甚麼「真面目」或「虛偽本性」值得傳媒去「揭發」了吧？但她的「經過剪裁」疑似照片還不是被傳媒照登可也嗎？

再者，就算真的是「假扮小天使」又有甚麼不對？一個兒童節目的女主持，在小朋友前也會扮作「小天使」般，放工後卻可能會跑到男友家中「淫褻」一番，那就代表她一直都在「虛偽愚弄」小朋友了嗎？

事實上，事件所觸及的核心問題是「私隱」而非「淫褻」。Yellowcow並不認為報章刊登「經過剪裁」的照片會教壞小朋友，更加強烈反對政府藉此事加強監管傳媒和互聯網，但卻完全看不到傳媒可以拿任何道德上的理由去為刋登照片作辯護 ─ 不論照片是否經過剪裁。

要知道，照片所涉及的都是個人私生活中最私隱的部分，而傳媒亦確信照片是真兼且是在違反當事人的意願之下泄漏(甚至被盜竊)，整件事亦明顯與公眾利益沾不上關係。報章刊出「經剪裁」照片沒錯是可以避開《淫褻及不雅條例》，但卻繞不過捍衛當事人私隱這個應有的道德標準。

報紙不是互聯網，它是有編輯團隊把關的意見領袖。為了刊登「疑似淫褻」照片而致個人私隱於不顧，沒有盡力保衛私隱這個個人的城堡，日後若再談甚麼個人自由和權利，公信力勢必大打折扣。

人類發展趨勢

當暖化信徒願望成真‥‥

天有不測之風雲，但環保信徒卻深信他們可以預測「全球暖化」。只在一月初，環保信徒才憂心忡忡地指「本港寒冷天氣愈來愈短」，又引述天文台預計香港「沒有冬天的日子」將會提早來來臨。但令人尷尬的是，天文台之後便錄得了香港歷來最長的寒冷天氣警告，而我們也渡過了一個十二年來最寒冷的大年初一。

筆者實在無意跟天文台抬槓，但這個香港的「氣象權威」，近年為了迎合「全球暖化」潮流，作過不少似是而非的「暖化預言」，情況的確令人感到不安。例如去年中，天文台台長林超英便曾作出過「香港寒冷日子下降得快而穩定」、「到世紀中甚至之前可能沒有冬天」等言論，引來傳媒廣泛報道。問題是﹕在今個嚴冬之前，天文台又可曾向我們作過半點預告？如果連這麼短期的氣象變化都掌握不來，我們又有甚麼理由相信天文台能夠預測四十多年後香港的天氣？

在科學上，「人為全球暖化」充其量只是個極其粗鬆的假設，但近年傳媒卻以偏概全，把任何地方出現的熱浪、暖冬，甚至風暴、水災等消息，通通穿鑿附會地拿來作為「全球暖化日益嚴重」的「證據」，喜歡大字標題報道某某地方出現「多少年最熱的夏天」或「最暖的冬天」。今年一月初，當中國及中亞多個地區開始錄得多年來最嚴寒的冬季，初期傳媒卻鮮有報道，反而還在繼續渲染「暖化日益嚴重」。要等到一月下旬，內地雪災嚴重到引起全國煤電短缺、交通大混亂的時候，傳媒才後知後覺地改稱這是「五十年一遇的風雪」。其實，根據中國氣象局的公布，部分地區這甚至是一百年來最寒冷的冬季。

事實上，多得環保信徒和傳媒多年來合力向我們灌輸「全球暖化」的「害處」，現在許多人彷彿已經忘記了溫暖氣候對我們的健康究竟有多重要。其實，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應該知道，「寒冷」遠比「熱一點」來得可怕。以踢爆環保偽科學而著名的丹麥統計學者Bjorn Lomborg便指出，在歐洲每年因寒冷相關所導致的死亡人數約150萬，遠比酷熱相關的死亡人數20萬為高。即使處於亞熱帶的香港般，冬天一般不算寒冷，但在冬季的死亡率依然比夏季高。英國2004年有關「全球暖化」對死亡率影響的研究更指出﹕在寒冷天氣下冠狀動脈和大腦較易有血栓形成，心臟病和中風的發病率因而較高，而呼吸病在寒冷天氣下也更容易傳染，報告甚至指出「暖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整體上屬於正面的。

在富裕地方習慣高床暖枕的環保信徒，常常高呼「暖化危機」是「逼在眉睫」，但他們忘記了真正的「逼在眉睫」是嚴寒下的飢寒交逼。以中國這次「五十年一遇」的風雪為例，嚴寒令居民的能源消耗急增，加上交通運輸因風雪和路面結冰而癱瘓，加劇了全國煤電短缺的嚴峻情況，大量居民的生計即時受到威脅，這亦是這場風雪能在短短二十多天內令受災人數超過一億的底因。

去年農曆年期間，筆者曾在網誌說溫暖的氣候令人非常舒服，就算真的「全球暖化」其實也有好的一面，結果惹來環保信徒激烈的留言，指摘筆者是罔顧地球生態的自私之徒。今個農曆新年，暖化信徒或許會為他們一直夢寐以求的「寒冷冬天」願望成真而歡天喜地，但同時間，數以千萬計瑟縮在嚴冬下的中國人，生活卻因寒冷而陷入困境。

2008年2月12日: China loses one-tenth of forest resources to snow havoc
2008年2月13日: UK HPA Report: Global warming 'may save lives' (BBC & Spi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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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下的全球變冷「小事」

中國的大風雪，令內地煤電短缺、交通混亂。對此，一向堅信「全球暖化日益嚴重」的明報也有報道，但就是沒有告訴讀者﹕這是中國數十年來最寒冷的冬季。

其實，不只中國，整個中亞地區，今年冬季都錄得「異常」寒冷的低溫和風雪，數以百萬計平民的生活，因缺乏足夠取暖能源而陷於困境。

當然，對於在發達地區高床暖枕的「全球暖化」環保信徒來說，這些都是雞毛蒜皮「小事」，實在不值得「浪費紙張」去報道也。


2008年2月4日: Arctic ice isn't vanishing after all but re-freezing at record pace
2008年2月5日: Global warming protest frosted with snow
2008年2月5日: First snow for 100 years falls on Baghdad
2008年2月5日: Russians brace for temperatures of as low as minus 55 degrees Celsius
2008年2月5日: Weather deaths declining since 1920s (full report)
2008年2月5日: Storm brings heavy snow falls across Japan
2008年2月6日: 2007年南半球多國的冬天(南非, 阿根廷, 智利, 秘魯)是數十年多最冷的
2008年2月7日: Frozen Tajikistan pleads for energy aid
2008年2月13日: Mumbai freezes at a record low temperature
2008年2月28日: 12-month drop in world temperatures wipes out a century of w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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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頗失實的伊拉克「爛攤子」

美國總統選戰剛揭開了序幕，傳媒知識分子在評論時，循例都會說選情顯示布殊政府的「爛攤子」令美國人心思變﹔而提到布殊的「爛攤子」，自然就會提到伊拉克。但到底伊拉克的「爛攤子」目前有多「爛」呢？很奇怪，傳媒最近卻很少提及。

原來，伊拉克這個「爛攤子」，最近的石油出口量創了三年新高，十一月出口的石油就有近5900萬桶，每日平均出口近200萬桶。出口增加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當地的治安明顯有所改善。

我們一直看到的伊拉克新聞，不全都是有關恐怖襲擊、教派仇殺的嗎？治安怎麼忽然會有所改善？原來，本地傳媒一向只有興趣報道恐怖襲擊、殺人放火般的負面新聞，故此，當最近伊拉克的什葉派和遜尼派有和解跡象，遜尼派平民更自願組織保安民團(neighbourhood security groups)維持治安，成功清剿恐怖組織阿蓋達的據點時，傳媒便失去了興趣，幾乎完全沒有報道。

事實上，在保安民團的協助下，恐怖分子在伊拉克的活動遭受重創。根據官方數字，阿蓋達在當地的組織超過七成已被殲滅。拉登最近便威脅當地回教徒不要再加入保安民團，否則將遭受懲罰，令阿拉伯回教徒進一步認清其恐怖分子的真面目。恐怖活動開始受控，亦令伊克拉的平民和軍人，以及美軍的傷亡數字大減，三者的死亡人數，最近數月都跌至兩年以來最低。

值得一提的是，傳媒經常說美軍在伊拉克「傷亡慘重」、「泥足深陷」，但實情原來是傳媒只強調伊拉克美軍的陣亡人數，卻隻字不提美軍即使在和平時期，每年也會因意外、傷病或自殺等各種原因而「傷亡慘重」。例如，數據顯示，在沒有戰事的1980年便有近2400名美軍死亡，而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後，美軍每年死亡人數則介乎1200至1900人。事實上，美軍目前的死亡人數並沒有偏離過去二十多年的平均數。

傳媒知識分子可能會說﹕恐怖襲擊少了並不代表甚麼，若經濟沒有好轉，伊拉克還不仍只是個「爛攤子」嗎？誠然，伊拉克百廢待興，但最近已有迹象顯示其經濟正由谷底反彈，除石油的出口上升之外，通脹亦開始受控，該國貨幣第納爾(Dinar)，去年升值一成，升值速度跑贏了我們祖國的人民幣。此外，伊拉克的股市去年上升三成七，國債自八月則升了一成八。如果貨幣和金融市場對經濟有一定指標作用的話，伊拉克的經濟前景顯然並沒有傳媒描繪得那樣悲觀。

對於傳媒知識分子來說，以上這些可能仍算不上甚麼成就，所以在報道時連提也懶去提。但不要忘記，伊拉克畢竟是個經歷過長期恐怖統治的國家，05年底才開始實行全民投票，首屆民主政府06年六月才誕生(雖然仍應比香港早至少十年以上)﹔對於伊拉克人來說，以上種種的改善已為他們帶來了新希望。去年底，至少便有近五萬名流亡敘利亞的伊拉克人回流返國。

隨著伊拉克局情況改善，部分本來反對伊戰的美國議員對局勢開始改觀，亦令伊拉克在美國總統選戰中「降格」成為一個次要議題。傳媒知識分子一直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更指伊戰與「與反恐無關」﹔但局勢發展卻表明﹕伊戰逼使阿蓋達露出真身，令回教徒進一步認清恐怖分子的真面目。知識分子罔顧這些客觀事實，只在意報道負面消息，令我們看到的「伊拉克新聞」充滿偏頗失實，活像一個「爛攤子」。

2008年1月13日: Iraq Eases Curb on Ex-Officials of Baath Party
2008年1月13日: Saddam's handwritten will be dropped from the Iraqi flag
2008年1月13日: Bush's efforts to negotiate a long-term U.S-Iraq 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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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5日: Iraq Defense Minister Sees Need for U.S. Security Help Until 2018
2008年1月17日: IMF and UN see good year for Iraq
2008年1月19日: Iraq forces could control all provinces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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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8日: Iraq ratifies Kyoto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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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住文明後腿的知識分子

時代不斷進步，左翼人士亦不例外。從前的共產主義者會叫嚷要均分社會的財富，清算「剥削工人」的資本家。今天的新左派則「進步」了不少，他們改為要「正義分配」地球的「大氣層使用權」，而清算的對象，則集中針對「破壞地球生態」的資本主義魔鬼美國。

傳媒知識份子梁文道先生，最近撰文指美國是「拖住世界後腿」。他指摘歷史上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得最多，「令地球環境付出重大代價」，但卻不肯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就像某人「身上掉下來的毛髮塞掉去水口」，卻不肯去「分擔更多的水管修理費」。

筆者不清楚「毛髮脫落」對社會到底有甚麼好處，但如果沒有能源的燃燒排放，整個近代文明的發展便不會出現。要知道，由早期的木材、木炭，以至較近代的煤、石油及天然氣，獲取能源的方式就是透過燃燒這個氧化過程，釋放出能量，而氧化過程就必然會排放二氧化碳。把能源的燃燒排放比喻為「毛髮塞掉去水口」，是一個滑稽而不知感恩的比喻。

傳媒知識分子似乎認為，如果西方國家從來不曾燃燒過能源、排放過溫室氣體，現在的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美好。他們忘記了，燃燒能源正是推動近代文明發展的動力。沒有能源的廣泛應用，就沒有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電燈、汽車、飛機，以至後來的電腦和互聯網也不會出現。沒有西方國家過去百多年的「排放」，中國也極可能只停留在專制落後的小農社會(雖然有人會說中國人的思維仍很小農)，知識分子那有機會像今天般透過發達的傳體暢所欲言？

燃燒能源絕對不是「罪」。它推動了人類物質生活的進步，解放了環境對個人自由的約束，貢獻之大，就算溫室氣體排放真的如環保分子所說般帶來問題，人類當初還是會選擇同一條路。

與其他左翼環保信徒一樣，梁文道先生把「二氧化碳」和「廢氣」互相混淆。他理應知道，二氧化碳不是「廢氣」，而是地球上生命的必需元素。沒有二氧化碳，就沒有光合作用，植物便不會有糧食，整個生物鏈便告瓦解。反美的左翼環保信徒把二氧化碳宣傳成「廢氣」，說是「全球暖化」的元凶，這一點他們做得非常成功，現在大家一提起二氧化碳便會聯想到「全球暖化」。但事實卻是一向排放最多的美國，過去一百年的平均溫度竟完全沒有上升過，難道美國的科技真的高到可以將「暖化」通通「轉嫁」給別人而自己不受影響？

事實上，環境污染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基本上都是些發展中的國家，如中國﹔難道中國的空氣污染是美國吹過來的嗎？若然不是，到底美國的排放與中國的環境污染有甚麼關係？美國雖然排放得多，但保育卻做得很好，環保分子如真的關心環境的話，應呼籲發展中國家以美國為目標改善環境上的管理，而不是以「正義分配大氣層使用權」為藉口，反過來要求美國倒退到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環保分子所謂的「正義分配大氣層使用權」，其實是把共產主義過去主張的均分財富借屍還魂。因為資本主義的現代生活都是建築在能源的消耗之上﹔賺得越多，消費越多，最終能源的消耗及排放自然亦越多。若把能源的排放限制，那賺得再多也沒有用。梁文道等知識分子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都不該享有比其他國家人民更高的排放量」，但問題是﹕如果美國人不應比一個非洲窮人排放更多的話，那麼，居住半山的富豪是否也不應比住天水圍的草根市民排放更多呢？骨子裏，這其實是舊日共產黨「大鍋飯」集體平均主義的翻版。

事實上，從來就沒有人限制過任何國家的排放，大家的「大氣層使用權」本來就是平等的，決定排放量的唯一因素，就是你能賺多少錢購買能源去燃燒。這亦是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拒絕為減排設限的原因。他們要繼續增加排放，決不是爭取甚麼「大氣層使用權」，而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望有朝一日能與歐美等富裕社會看齊。

左翼知識分子眼中，「富裕」本身就是「罪」。只是汲取過共產主義失敗的教訓，他們都不會直接說出來。透過出色的語言技巧，他們創造了根本不存在的「大氣層使用權」，拖住文明發展的後腿，以免世界進一步走向那「萬惡」的資本主義富裕社會。

補充:
根據梁文道另一篇差不多相同的文章，原來「毛髮脫落」這不知所謂的比喻是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提出的，真不明白為什麼香港傳媒知識分子這麼欣賞辛格這個Intellecutal Moron。

2008年1月19日: Greenpeace rallied against the launching of the world's cheapest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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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袋稅VS加電費 看「環保」真面目

一個成本低至幾仙的膠袋，政府徵稅五毫，傳媒知識分子會說是徵得「合理」、「愈早實施愈好」﹔兩間電力公司以燃料成本上升為由加電費，傳媒則批評兩電是「巧取豪奪」、「宰割市民」。

有讀者可能會說﹕政府開徵膠袋稅，是要制止市民「濫用膠袋」，而兩電加價則只為「賺到盡」，兩者怎可相提並論？沒錯，兩者的動機或許不同，但其「環保效益」卻是一樣﹕市民的負擔增加了，自然會減少消費。套用環保署的說法，就是為減少消費提供「經濟誘因」。既然加徵膠袋稅可制止市民「濫用膠袋」，為甚麼加電費不能制止市民「浪費電力」呢？

事實上，單純以「環保」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能使市民減少「浪費」，加收的錢落入政府抑或私人公司，反而並不重要。環保分子過去不是一直都指摘香港人在用電上很「浪費」嗎？今年中，環保組織「地球之友」就曾批評香港人的用電，在過去十年增加了一成八，增幅遠超過同期的人口增長。當時不少傳媒亦附和，指「地球之友」的數據，顯示目前的節能措施「無法扭轉本港『高消耗、高浪費、高污染』的殘酷事實」。

事隔只半年，今天為了反對兩電加電費，同一份報章卻指市民和商戶為了節省電費，已經「扭盡六壬」、「慳無可慳」。短短半年間，香港人可以由「高消耗、高浪費」變成「慳無可慳」，這種「公正第一」的報道手法的確是叫人嘆為觀止的。

以上的例子反映了我們在傳媒看到的所謂「環保訊息」有多荒謬。為了製造「濫用」和「浪費」的假象，傳媒和環保分子往往只片面地強調某一商品或活動的消費量有多大，把相關的物品打成「不環保」。政府開徴膠袋稅的理據，亦正是建基於這種荒謬的邏輯之上。事實上，把任何一件像膠袋般輕若鴻毛的普及商品，放在一個七百萬多人的城市，你總可以得出一個看似很龐大的消耗量。

為了推行膠袋稅，政府更混淆聽視、誤導市民，一方面說環保政策是基於「污染者自付」原則，但另一方面自己卻不依循有關原則，把膠袋稅釐定在五毫子這個遠高於處理膠袋廢物成本的水平。為了自圓其說，環保署誣衊香港人「濫用膠袋」，完全沒有顧及香港人以步行往返超市，實際上遠較歐美國家以駕車購物為環保的客觀事實。百佳實行膠袋收費計劃不足五天後草草收場，已清楚顯示市民對膠袋收費是何等不滿，虧環保局局長邱騰華仍厚著面皮說甚麼「多數市民認同膠袋稅」這般的鬼話。

事實上，購物膠袋佔固體廢物的比例微不足道，政府始終沒有說明就算膠袋用量減少，對「環保」到底有甚麼實質益處。堆田區會因為市民少用膠袋而停建或延遲興建嗎？處理垃圾的成本可因而減低多少嗎？這些數據政府完全沒有提供，推行膠袋稅唯一能肯定的「成就」，就是庫房增加了收入。

與膠袋稅相比，加電費的「環保效益」顯然大得多。為了節省電費，市民和商界用電量自然會減少，最終令電廠的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減少，這不是環保分子一向的訴求嗎？兼且加電費在執行上更簡單直接，不須像膠袋稅般要商戶花資源去更改收付系統，又不須政府花費公帑增聘人手檢控免費派膠袋的「違法商人」，環保分子理應上街遊行慶祝才是，為甚麼會默不作聲的呢？

對膠袋稅和加電費截然不同的態度，實際上暴露了環保分子迷信大政府的真面目。對他們來說，只有政府從上面壓下來的才算是「環保」。故此，他們會認為政府按耗電量多寡而徵收「電費稅」是符合「環保原則」，但對於有相同「環保效益」的電力公司加電費，環保分子卻選擇避而不談。說穿了，這其實是一埸披上「環保」外衣的反資本主義運動。

本網相關評論﹕不義的膠袋稅﹔與「污者自付」和「環保」無關的膠袋稅﹔膠袋稅﹕令公僕變身「大家長」

2008年1月14日: Survey shows eco-warriors are worst poll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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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怎變 反美不變

全球一百九十國家的代表，合共乘座噴射客機超過一萬班次，老遠的飛到印尼峇里，期間估計導致排放至少47000噸二氧化碳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終於在上周末閉幕了。在未談這次峇里會議之前，請大家先看一則報道﹕

"莫斯科地區發生幾世紀以情況最惡劣的旱災，中美洲、亞洲南部、中國、澳洲、撒哈拉以南亦出現嚴重早災﹔美國則有洪水為患‥‥"

大家可能以為以上又是有關「全球暖化」引起全球天災的報道。但其實，這是筆者節錄自1977年《讀者文摘》出版的《二十世紀大事實錄》。有趣的是，它並不是在描述「全球暖化」，而是在描述「全球冷化」﹕由於七十年代初期出現了「一連串不祥事件」（ominous events）─ 包括地球的冰雪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格陵蘭創下一百年來最低氣溫 ─ 該書指氣候學家相信地球的氣溫正在不斷變冷。沒有錯，七十年代傳媒口中的「全球危機」是「冰河時期重臨」，而不是「全球暖化」。

溫故知新，或許大家會更加了解現在所說的所謂「全球暖化危機」，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事實上，自古以來恆常出現的氣候變化和天災，經過「悉心剪裁」之後，一向都是傳媒炮製「全球危機」的好材料。

回看這次峇里會議的報道，傳媒再一次淪為左翼環保信徒「人為全球暖化論」的宣傳工具。例如，傳媒會說「07年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但卻不會提及事實上自98年開始，全球溫度一直走勢平坦，並沒有再上升過。另外，傳媒又會指「美國拒絕讓步」是各國未能達成減排目標的元凶，但卻不會提到美國近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長，其實遠較釐定了減排目標的歐盟各國為少，在06年更首次出現減幅。(※註)

另外，對於在會議期間，有超過一百名科學家、工程師及經濟學家聯名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出公開信，嚴厲批評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家小組」（IPCC）一事，本地傳媒更是完全置若罔聞。那封公開信，不但抨擊IPCC廣泛宣傳、由小撮寫手撰寫的「製訂政策者撮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其實並不能代表「科學界共識」，更明確指出以「減排」來阻止氣候變化非但毫無科學根據，減排措施所造成的資源錯配和經濟放慢，對人類的遺害可能更大。

這封公開信更明確指出多個傳媒不斷向公眾洗腦式灌輸的「全球暖化」謬誤﹕二十世紀後期全球平均氣溫上升的幅度(每十年0.1至0.2 ℃)，其實並沒有偏離過去一萬年來自然氣候變化的幅度﹔傳媒渲染的冰川融化、海水上升以及動物遷徙等現象，並沒有顯示氣候有異常的變化﹔目前的電腦模擬(computer models)技術，其實並沒有預測氣候能力，正如之前電腦模擬亦估計不到自1998年開始全球氣溫停止了「暖化」一樣。

不過，對於已被左傾自由派壟斷的本地傳媒來說，報道是否有科學根據似乎並不重要，因為整個所謂「全球暖化危機」，本質上其實是一場左翼的反美運動，無論如何，矛頭最終都一定指向美國。所以，即使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上成績較佳，依然是「罪在美國」，相反，歐盟本身減排失敗，其主催成立的排放權交易更導致大量弄虛作假，卻不會有人提起。傳媒更不會去質疑，要人口持續增長的美國，和人口日漸萎縮的歐洲，履行相同的減排目標到底是否合理。

隨着98年開始全球氣溫停止「暖化」，現在，越來越多左翼人士已改稱這場「危機」為「氣候變化危機」了。畢竟，不管未來的天氣是變暖抑或是變冷，他們這場反美運動還是會繼續下去的。
※註 ﹕數據請參閱《假大空的減排鬧劇》

12月21日: Japan Omits Carbon Tax, Trading From Latest Pollution Measures
12月22日: Over 400 Scientists Disputed Man-Made Global Warming Claims in 2007
12月23日: U.S. Fertility Rate Hits 35-Year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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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殊症」令才子變小農

在美國，很多傳媒人和政客都感染了一個種叫「布殊錯亂症侯群」(Bush Derangement Syndrome)的流行病，患者許多時本來思想健全，但當提及布殊這名字時便會突然病發，思覺失調，完全失去分析能力，進而把世界上所有的過錯，完全歸咎於布殊。這流行病已擴散至香港的華文傳媒，最新一批患者之中，包括了「香江第一才子」陶傑先生。

陶傑先生的「布殊錯亂症」是在寫《蘋果日報》11月25日的一篇大作時發作的。他把中國經濟崛起、美艦小鷹號訪港被拒、美俄關係轉差等不同事件混為一談，通通說成是「布殊政府手忙腳亂」的結果。首先，他認為「布殊的錯誤連連，令中國得到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崛起環境」，令中國的生產總值和出口近年激增，相對上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實力則日漸衰退。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中國經濟崛起，美國其實是主要得益者。就像商務部長薄熙來所說﹕順差在中國，利潤卻往往在美國。有數據便指，蘋果的ipod在中國組裝，售價299美元，美國獲得163美元，中國分得的組裝費卻只有區區3美元。為甚麼陶傑先生會認為中國「穩定崛起」對美國只有壞處呢？未「崛起」前的中國，在韓戰和越戰中處處跟美國作對，難道這才叫對美國有利嗎？

事實上，中國經濟早在布殊當選總統前已「穩定崛起」，如果沒有中國的崛起，世界經濟不會發展得這麼好，美國人亦不可能長期享用大量廉價中國貨。布殊在任至今，雖然經歷九一一和反恐戰，還有克林頓留下的科網泡沫爆破，但美國經濟依然保持強勁發展，只有「小農思維」才會認為中國的崛起會「葬送美國國家利益」。

中國經濟崛起不但對美國的經濟有利，亦增加了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力。在改革開放前，「美帝」對中國這個人口大國影響力甚微，現在卻是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並經常在貿易上向中國施壓，人民幣便在這種情況下升值速度不斷加快﹔文化方面的入侵更不消說，觀賞盜版荷里活電影已成為中國百姓的精神食糧，從這角度看，美國的「勢力」不但沒有衰退，反而正在擴張。

「布殊錯亂症」令陶傑先生思考混亂，既說美日安保條約令「美日的結盟一天穩固，中日韓就不可能連成一線」，但又指「南韓、日本、中國一旦結盟，美國馬上將被矮化為二等國」。美國目前在日韓都有大量駐軍，日韓政府都不願放棄美國的保護傘，在軍事上有可能與中國結盟嗎？難道陶傑先生認為日本會邀請解放軍進駐沖繩？中國拒絕小鷹號訪港，就是美國在東亞日漸失勢的象徵？未免太過阿Q了吧？﹗

為了把每一件事都歸咎於布殊，陶傑先生更突然失憶，說在布殊任職總統前，「除了古巴和北韓之外，美國在全球基本上沒有冷熱戰的宿敵，但現在多了俄國、伊朗、中國、阿富汗」。事情真是這樣？伊朗在巴列維王朝之後何曾做過美國的盟友？拉登的阿爾蓋達難道不是在克林頓時代的阿富汗塔里班政權包庇下坐大的嗎? 事實上，阿爾蓋達自93年第一次襲擊美國世貿中心後，在克林頓時代曾多次在非洲、中東和亞洲發動恐怖襲擊，對此克林頓一直知悉，但卻沒有採取任何果斷的行動。至於「把俄國推向對立面」的始作俑者，其實亦是克林頓﹕1999年克林頓在俄羅斯極力反對及在沒有聯合國授權之下，帶領北約出兵科索沃﹔那次出兵美軍還誤炸了中國使館，觸發中國各地出現連串反美浪潮。普京則於2000年當上俄羅斯總統。那時，布殊還在德州當州長。

博古通今的陶傑，思維可以一下子退化至「小農」般的膚淺，足見「布殊錯亂症」的恐怖。可幸是，他還記得美國一直擁有著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高地。沒有錯，只要堅持此高地，就算再多的宿敵 ─ 不管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共產主義、抑或是今天的恐怖主義 ─ 始終都會被一一戰勝的。在此，祝福陶傑先生的「布殊症」早日康復。

2007年12日20日: 世界銀行用新測算法評估後發現中國經濟規模原來被誇大四成。
2007年12日20日: 美國導彈防禦系統首度由日本試射成功, 顯示美日同盟穩固
2007年12日22日: Bush boxed in his congressional f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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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的弱者自憐能沉溺多久？

在西方民主的政治中，很少政客會以弱者自居來博取選民同情，因為這樣做的效果往往適得其反。

例如，美國下屆總統熱門候選人希拉莉，最近便因暗示自己的女性身份令她遭受民主黨內其他全男班(the all-boys club)候選人圍攻。希拉莉打出這張「以受害者自居」(playing the victim)的女人牌，結果惹來劣評如潮之評，批評者中包括不少當地具有影響力的女強人，她們都認為希拉莉將話題扯到「性別歧視」之上，本身才是對女性才幹的一種侮辱。

類似上述希拉莉那種「被圍攻的弱者」定位，也可以在剛贏得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陳方安生身上找到。回看整個參選過程，由一開始參選投訴被政府官員「親疏有別」冷淡對待，到拉票時助選人員被人推撞滋擾，以至泛民在區選大敗後對民建聯「鐵票效應」的驚恐所觸發的「選情告急」，陳太自覺或不自覺間，一直都擺脫不了一種被人圍攻的受害者角色。

到陳太當選正式就任立法會議員，這種被圍攻的角色依然揮之不去。陳太及她的泛民戰友，視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忽然民生」的揶揄為「人身攻擊」。他們沒有以強者的姿態對曾德成的言論作出正面反擊，反而弱勢地控訴政府官員「不應該如此對待一個有民意授權的立法會議員」，又指曾的發言顯示政府「冇心搞好行政立法關係」。最堪玩味的是教協的張文光，他以教師的口脗責罵曾德成「毫無道理地攻擊言論相當斯文的陳太」，要求曾「為失言道歉」，令人聯想起當日他控訴羅范椒芬對教師「涼薄無情」的往事。

曾德成的「挑釁」或許真的「有失斯文」，但立法會的議事堂卻不是學校裏的課室，市民都不會預期所選出的議員，心靈會像學生般脆弱得不堪一擊。相反，選民希望見到的是，議員在面對攻擊時能作出有力的反擊。被曾德成無理攻擊嗎？便直斥他胡說八道吧。這是民意領袖應有的氣派。可是，陳太和泛民卻再一次把自己的定位放在一個弱者角色之上，滿肚屈結地埋怨對方「不應如此對一個有民意授權的議員」，這種感性的控訴，或許能贏得同情，但在辯論上卻肯定是輸了氣勢。至於指責曾德成的說話不利「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更加反映泛民在立場上完全進退失據，因為選民若以「搞好行政立法關係」為基本考慮的話，當日投票支持的便不會是泛民而是保皇黨。

事實上，缺乏攻擊力的弱者定位已令泛民在政治上往往處於被動。例如早前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後遭受親中陣營文革式的圍攻，便只顧忙著辯護自己的原意是「呼籲外國不要杯葛奧運」，其支持者又煩瑣地解釋英文「press for」其實並非「施壓」的意思，結果是被人家牽著鼻子走，文章原本想要談的中國人權問題，反而無人再去理會。

以被圍攻的受害者自居的政治定位，偶一為之或許會爭得市民的同情票，長期來說卻是一種自我失敗(self defeating)的策略，因為沒有選民會希望自己站在的一方，永遠都是處於弱勢的。要知道，香港人支持民主的同時，更欣賞資本主義優勝劣敗的規律。反覆強調自己如何被人打壓、被人圍攻，同時又拿不出突圍的氣勢和能力，只會進一步加深自我失敗者的形象。

在民主政治高度發展的美國，希拉莉稍為以弱示人便即劣評如潮，逼使她匆匆撤回那張弱勢的女人牌。在香港這個「畸形的政治生態」下，泛民又能在弱者的自憐中沉溺多久呢？

《蘋果批》在向左轉嗎？

十一月十五日蘋果日報專欄《蘋果批》題為「美奸迷思」的評論，提及一件在上海世界橋牌比賽後發生的事﹕勝出的美國女子隊在隨後的餐會中，有成員在合照時舉起一張背後寫上「We did not vote for Bush」的餐牌，結果被狠批為「美奸」，當事人可能要面臨包括停賽、社會服務，及公開道歉等懲罰。《蘋果批》指這有違美國核心價值之一的言論自由。筆者認為，《蘋果批》顯然誤解了言論自由的意義。

重要的事實是﹕女隊員都是美國橋牌聯會(the United State Bridge Federation, U.S.B.F.)的會員，而U.S.B.F.則是一個私人組織，負責選拔隊伍代表美國參實。那個餐會是比賽的頒獎晚宴，並不是甚麼私人聚會。女隊員作為U.S.B.F會員代表美國參實，在一個非政治性的官式場合中把個人的政治取向「公諸於世」，《蘋果批》認為是一種恰當的行為嗎？

事實上，考慮對女隊員作出懲罰的是U.S.B.F.，並不是政府機構或法庭。如果女隊員堅持自己沒有做錯，可以選擇退出這個「不自由」的組織﹔當然，她們會損失了在出賽上的收入，但正如許多球員在批評球會或教練之後，往往馬上會被雪藏一樣，這些情況在運動界屢見不鮮，從來沒有人會認為是違反了球員的「言論自由」。

任何人都會知道，在商業社會裏，「言論自由」是受商業原則約束的，當代表公司出席公開活動時，大家都自然地盡量免談政治等敏感話題，不會每事都暢所欲言。女隊員為甚麼無端端會舉起「不投票給布殊」的餐牌呢？據隊長表示，是因為發覺許多外國選手言談間都很不滿布殊，故便舉起「反布殊」餐牌以示自己也有「批判能力」。 這種行為雖然只是鬧著玩，但其後果卻可能直接損害所屬組織的利益。U.S.B.F.便表示，事件可能令該會失去一些商業贊助，因為贊助商為了不得失任何客戶，通常都會找些政治中立的項目來贊助。不要忘記，這些都是靠出賽賺錢的專業選手，卻如此幫U.S.B.F.「倒米」，本身已是一種極不成熟的行為，事件的重點與其表達方式是否「非暴力、不帶威脅性」，根本完全沒有關係。

至於狠批女隊員為「美奸」(“treason” and “sedition”)的，既不是U.S.B.F.，亦不是甚麼政客或傳媒。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其實只是一些沒名沒姓的電郵，這些過激的言論，在網絡世界可說是無日無之，其性質與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後被指「漢奸」的情況更完全是兩回事﹕與U.S.B.F.女隊員在非政治性的場合「暢所欲言」不同，李柱銘選擇去發表個人政治見解的是一份政治性的刊物，而狠批李柱銘的則包括了全港暢銷的報章和知名的政客。

女隊員「反布殊」的戲言應不應受嚴厲懲罰？筆者沒有意見，因這始終是U.S.B.F.這個私人組織的內部紀律問題，但將事件扯到言論自由的層次則絕對是離題。美國的立國精神是人人與生俱來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快樂的權利，卻不表示私人組織連約束會員的自主權也沒有，而言論自由的意思也不代表說任何話都可以不受批評和不須承擔任何後果。

近年左翼自由派「爭取民權」的一種手法，便是將自由、人權等概念的意思無限伸延﹕學校處罰舉起有關吸食大麻標語的中學生，會被批評是「限制了學生的言論自由權」﹔童軍組織不讓男同性戀者當男童軍領袖，則被批評為「侵犯了同性戀者的權利」。就像美國日裔作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披著「自由派」的外衣，逐漸改變「自由」一詞內在的含意。其結果往往是引來更多的政府立法干預，令民間組織的獨立自主空間越縮越小，這是《蘋果批》願意看到的境象嗎？

2008年2月13日: 英奧運選手禁批中國人權

Section 51 of the IOC's charter:
"..athletes must not indulge in any kind of political demonstration or racial or religious propaganda at the Olympic sites and venues."

布殊的軍師卡爾羅夫的訪問

明報數學

明報11月16日用整版報導有個法國博士生僅花72.4秒就算出200位數13次方根, 還訪問了浸大教授解釋當中竅門和珠心算專業教育協會會長, 花了這麼多資源, 報導的第一句竟然就完全錯誤:

• 1331的平方根是121、3次方根就是11……

永不反省的綠色智慧

事實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這標準對環保分子卻用不著。例如，環保分子常說地球越來越熱，但事實卻是現在的溫度比「中世紀溫暖期」仍要低，加上冷氣的發明，中暑熱死的人其實是越來越少﹔環保分子認為應用化學農藥最終會危害人類健康，但其實現代人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長壽和健康﹔「全球暖化」令農作物失收嗎？現代的農產量過剩得要「反傾銷」﹔早在上世紀初便有人指能源和各種資源會在短期內用光，結果呢？已知而未被開採的資源比以往更多，而且不斷地有新的發現。

環保分子所提出的種種「危機」，到最後為甚麼往往總是經不起簡單的事實檢驗？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環保分子對「資源將被耗盡」有一種非理性的恐懼。儘管換了包裝，現代環保主義與十九世紀初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一脈相承，都認為人口膨脹到最後必然會破壞地球，耗盡所有資源，卻忽略了地球上最重要的資源，其實就是人類的智慧和創造力。

人口無疑是不斷增長，能源也是越用越多，但環保分子設想的大災難卻從來沒有出現過。相反，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均壽命越來越長，物質生活越來越富足， 現在一個普通平民百姓所擁有的物質，就算以往的帝王也享受不到。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無疑會產生污染，但當工業化提升了人民財富之後，先進國家的環境和空氣，其實都比以往更加清潔。,

事實上，沒有甚麼比貧窮對環境造成更大的破壞。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人民，還是倚靠燒木來烹食和照明，隨處垃圾也沒有現代化的設施去處理。保護環境其實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最終有賴現代科技去解決﹔而現代科技的發展，又與自由的市場經濟息息相關。

可是，環保分子卻從來不會因此而作出反省。他們不相信人類的智慧可以解決問題，反而認為人類本身才是問題的根源 ─ 是一種令「地球先生」生病的病毒。像Paul Ehrlich般環保人士，便認為全球人口最好維持在約十億至二十億之間，才能夠「可持續」發展下去。最近，甚至有書籍描繪這個世界如果沒有人類之後，將會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復原。沒有人類的世界，似乎才是許多環保分子心中的「理想世界」。

由於對人類智慧的不信任，你會發覺社會越是進步，環保份子的抗爭便越是激進。由於認為現代科技是破壞地球的元兇，環保分子「拯救地球」的方法，是要透過政府的禁制和限制，「淨化」人們的消費行為。

無疑，現代生活有其不足之處，但這世界從來就不是完美的，只能透過人的智慧及市場的運作不斷作出自我改善。最大的問題是，現代環保運動的本質是悲觀的。在西方富裕社會的環保分子不但對現代文明和制度帶給我們好處視而不見，反而會因為自己身處一個發達社會而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內疚和自責。

事實上，現代環保運動的發源地正是西方的富裕社會，支持「環保」最落力的，往往都是一些中產以上的富裕階層。這些人嘴裏說著「環保」，過著的卻是豪宅加轎車、環遊世界各地度假等真正消耗資源的生活。為了紓解心中的內疚，他們會強烈支持徵收膠袋稅、鼓吹價錢昂貴的有機食物、以及付款「中和」自己引發的二氧化碳排放。這些所謂「環保」行為，其實對環保沒甚幫助，但卻會把物價推得更高。不過反正他們有的是錢，多付少許便可沖走罪惡感，繼續安心消費，還可以對其他低消費但不對「環保」pay lip service的人加以指責，何樂而不為？他們從不去反省這種偽善的綠色智慧。

可是，物價高了，最終受苦的卻是處於弱勢和貧窮的人﹔最諷刺的是，真正生活樸素的平民百姓，每天還要看著那些過著富裕生活的「環保分子」在電視裏虛偽地告訴大家﹕現代生活其實是不環保的，樸素的生活才是一種美德﹗

2007年補充
11月19日: Recycling plastic is not as green as you think
11月20日: Energy-saving moves could add to emissions
11月21日: UK Rail industry admits that it’s often greener to travel by car (report)
11月21日: Walking to the shops ‘damages planet more than going by car’
11月21日: Kyoto projects harm ozone layer
11月23日: Eco-nonsense: Women who won't have babies - because they're not eco friendly
11月25日: Eco-nonsense: The French are using horses to pull schoolbuses and to collect refuse
11月26日: Mad Science: Astronomy will destroy the universe
12月02日: Recycling isn't as eco-friendly as its propagandists says
12月02日: WWF: A Fifth of UN Carbon Credits May be Bogus
12月05日: Study: Divorce Squanders Earth's Resources
12月10日: Baby tax needed to save planet, claims expert
12月22日: Greenpeace: 30,000 species each year were becoming extinct
2008年補充
1月28日: Eco-nonsense: Road humps slow the traffic but speed up death of planet
2月09日: Stop admiring men who drive sports cars to f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
2月18日: Bottled water 'is im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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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高物價的環保帝國主義

環保主義是現時全球最龐大的民粹信仰，環保組織都說要為環境「盡一分力」，但看真一點，其實大部分旨在反對普及化的消費，其所鼓吹「環保」手段儘管五花百門，但歸根結底，最終都是要人為地推高物價，從而令大家減少消費。事實上，環保信仰已經開始扭曲正常的市場運作。

膠袋稅、輪胎稅等，固然是明目張膽地以稅項的形式推高物價﹔比較含蓄的，例如環保信徒經常鼓吹立法強制市民改用的慳電膽，以及「為了大家健康著想」而極力推薦的有機菜，實際上都是一些昂貴的商品，價錢貴上好幾倍，對環境一樣可以有負面影響﹕慳電膽含有劇毒的水銀，其棄置物較烏絲燈泡更難處理﹔有機農產對資源的消耗和所產生的污染，均倍於傳統農作物。

減少「屏風樓」是環保信徒另一訴求，為了順應這個潮流，我們的曾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減低樓宇的發展密度，說這樣會令「樓宇更加美觀」、「締造更佳的居住環境」。這或許都是事實，但問題是到時又會有多少人能負擔得起這些「更佳的居住環境」呢？減低發展密度，其實就是變相減少樓宇的供應，樓價焉有不升之理？君不見最近當政府宣布調低西九文化項目的樓宇高度限制時，附近樓盤的叫價便馬上跳升？最近，證券行美林的報告就估計，越演越烈的環保和保育政策，最終無可避免導致樓市供應出現結構性的短缺，刺激樓價急升。這些不方便的真相，環保信徒卻絕口不提。

曾特首另一項環保新猷「停車熄匙」，表面上對物價影響不大，但看真一點，任誰都知道即使在立法強制「停車熄匙」後，很多車主，尤其在夏季，其實都只會改為將車子在附近慢駛兜圈，不但耗油更多，更令道路更加擠塞，為政府日後進一步實施電子道路收費舖路。此外，「停車熄匙」將逼使車主不斷將車子的引擎重覆開關，增加汽車機件的損耗，無形中推高了汽車維修保養的成本。

還有的是近年全球糧食價格飆升，環保信徒亦「居功」不少。多得他們鼓吹那套在科學上謬誤叢生的「人為二氧化碳導致全球暖化」理論，近年多國政府大力開發所謂「碳中和」(carbon neutral)的再生能源，這些再生能源都由農作品提煉，糧食價格的升勢因而火上加油，玉米和小麥價格便在今年分別升至十年高位和歷史新高。更惡劣的是，大量本來用於耕種食物的土地和資源，都被改為種植可提煉生物能源的玉米和甘蔗等，無形中亦搶高其他農產品價格。

糧食價格被搶高，最終受苦者是貧窮地區的人，在先進國家養尊處優的環保信徒會去救濟他們嗎？最諷刺的是，連環保信徒也心知肚明，種植這些「綠色能源」，需要砍伐大量樹林和消耗大量水源，對環境的破壞更大，耕作過程中更會釋出如氧化氮等的溫室氣體，影響甚至比石油更壞。為了實踐「碳中和」這個假大空的信仰，弄出這樣一大堆問題，環保信徒在拯救我們脫離「人為暖化災難」之前，已先將我們推向一個由他們一手做成的生態大災難﹗

環保信徒堅信普及化的消費最終必會耗盡地球資源，故把保護環境這個原應是管理上的課題，提升至道德的層次。深知政治正確的重要，他們並不會光明正大要求抬高物價以遏抑消費，反而是透過美麗的綠色口號加上嚇人的末日論，推動各國政府實施各式各樣的規管干預，曲線地將物價推高。這種把信仰強加於人，令人們 ─ 特別是窮人 ─ 改善生活的權利受到剝削的行徑，對於熱愛自由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環保帝國主義。

2007年11月19曰: Greenpeace Blocks Shipment of Indonesian Palm Oil
2007年11月20曰: UN Expert: Biofuel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2007年11月20曰: UN Official: Biofuels bonanza facing 'crash'
2007年11月20曰: Oxfam: Biofuel rush harmful
2007年11月20日: Ethanol Bust Makes Losers of Bush, Gates, D.E. Shaw
2007年11月22日: Nobel winner: Many Biofuels Have More Climate Impact Than Oil
2007年12月05日: Riots and hunger feared as food costs soars
2008年01月16日: EU rethinks biofuels guidelines
2008年01月20日: UK MP: Biofuels 'do more harm than good'
2008年02月13日: Goldman Sachs: World faces famine as energy costs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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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民粹去到極端(之二)

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呼籲美國總統布殊趁北京奧運的機會，促使中國改善人權，被《東方日報》等報章作出文革式的人身攻擊﹔自視為「知識分子報章」的《明報》和《信報》，竟也與《東方日報》等合流，合力將這場反智的民粹風潮像股市一樣推向高峰。

身為「知識分子報章」，《明報》和《信報》對李柱銘的批評，無疑來得比較「含蓄」﹕《明報》的社評指，李柱銘的文章提及美國總統布殊是「不智」的，因為「勢必觸動中央政府的神經」﹔《信報》社評的論點亦差不多，指李柱銘「在文章內五次提點布殊總統‥‥正正刺中了北京的要害」。(值得一提的是，《信報》把李原文的press for譯作「促使」，意思上比《明報》的「施壓」更貼近原文，單從這一點，前者無疑比後者更像個「知識分子」)

首先，提一提布殊的名字就是「引入外部勢力」了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明報》和《信報》自己也經常「引入外部勢力」干預別國內政。例如，《明報》九月底的社評就曾要求「與緬甸關係甚深的中國」，在軍政府鎮壓平民一事上「應該與國際社會保持一致，促請緬甸軍政府克制」，《信報》亦有類似的評論，指「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愈來愈大‥‥似乎已無法再袖手旁觀」。《明報》和《信報》的評論，同樣會「觸動緬甸軍政府的神經」、「刺中軍政府的要害」，對緬甸的民主進程同樣有「負面作用」，那麼，兩報的評社人又是否需要向緬甸人民認錯、道歉呢？

再者，李柱銘的文章稍為提及布殊，就真的會「刺中北京要害」嗎？這根本就是個毫無根據的臆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李柱銘事件的回應，其實只是輕措淡寫的說﹕「沒有道理，亦不會取得任何結果」。這像是被「刺中要害」後的反應嗎？似乎，被「刺中要害」不是中央，而且本地的民粹分子。

李柱銘的文章不但「刺中」了傳統親中的民粹分子，也「觸動」了一直反美的左翼知識分子。《信報》的社評便藉事件乘機踩布殊一腳，指布殊政府的人權紀錄「不堪入目」，直指李柱銘要求布殊協助中國改進人權「怎會有說服力？」

中國的人權狀況真的可以和美國的相提並論嗎？相信《信報》的社評人自己心中有數。美國的人權紀錄究竟怎樣「不堪入目」呢？就算那座專扣留懷疑恐怖分子、被傳媒描繪為最「不堪入目」的關塔那摩監獄，由於膳食豐富，以致被扣留人士有過肥之患，最近更有獲釋的「宿友」爭取繼續居留關塔那摩的「權利」﹗《信報》社評人簡直一句「不堪入目」，其實是以煽情的反美口號來迴避真正的問題，論據膚淺，本身才是沒有說服力。

事實上，李柱銘是民選議員，如果真的「把錯了香港人的脈搏」，日後自會受到選民的懲罰。故此，要評論的其實是整件事所引發的民粹狂焰﹕原來在香港，那怕只是發表一些可能令中央「覺得不是味兒」的言論，隨時可以惹來文革式的狠辣批鬥，更壞的是，所謂的「傳媒知識分子」，原來都沒有道德勇氣去直斥其非，反而去指摘發表言論的人是「不智」，情況就像魯迅所說，看到別人被無辜斬頭，只懂哄上去趁熱鬧，完全沒有正義感和是非之心。

哲學家Edmund Burke說﹕邪惡的勝利所倚仗的，是正義的人袖手旁觀(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that good men do nothing)。故作「中立」的傳媒知識分子，是把香港的民粹主義推向極端的幫凶。

IPCC的「科學共識」

聯合國官僚機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家小組」（IPCC），經常宣稱「全球暖化危機」已是「科學共識」，不容再被質疑，傳媒知識分子對此深信不疑。

終於，有團體按捺不住，向345名曾參與IPCC2007年氣候報告的美國科學家發出問卷調查，當中54名完成問卷，結果發現﹕

‧ 不足一半被訪者認為，全球氣溫上升攝氏1度會有不良(undesirable)影響 (註﹕二十世紀全球氣溫估計上升約0.6度)
‧只有13%被訪者認為「全球的理想氣候」應是比現時的涼快(cooler than the present)
‧61%被訪者認為根本沒有「理想氣候」這回事﹗
‧只有20%認為人類活動是影響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

本網相關評論﹕「暖化問題」原來真是「人為」的﹗﹔戈爾的「和平貢獻」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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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民粹去到極端

特首曾蔭權是幸福的。他說錯一句話，便馬上被傳媒當頭捧喝，令他可以立即「虛心道歉」，挽回「香港人的支持」。但幸福不是必然的。在現今民粹思潮之下，儘管很多人說話假大空，卻會被傳媒賜予道德高岸，加以吹捧，以致令民粹輿論越演越烈，逐漸「走到極端」。

例如，宣布要與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競逐港島補選議席的保育人士何來，言論虛無浮誇，明顯與一般香港市民脫節，傳媒卻竟然認為她「對一般市民的生活、需要和想法的了解，只怕也比兩位前高官深」。事實上，何來一方面申領綜援，另一方面堅持要女兒入讀昂貴的國際學校，顯然就並非一般市民認同的「生活」和「想法」。她指香港人沒有「自我感」(without a sense of self)、「不知道自己是誰」*，也反映了她和現實脫節。正是她口中那羣「不知自己是誰」的香港人努力工作，推動經濟發展，政府才有稅收，支付包括綜援金在內的各種開支。

只有真正不知自己是誰，又或者是沒法接受自己的人，才會被這樣一個虛無的「自我感」問題困擾。他們硬要替我們解答一個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問題，而傳媒卻視他們為我們的「保育代言人」。

「保育」現在已淪為一個民粹口號，甚麼事情也要「保育」一番，古舊建築要保育，文化藝術也要保育。就算激烈一點，傳媒也認為是「情有可原」，反正保育是「無價」的，是為「下一代著想」的，要求政府花費公帑保育，傳媒更覺得是理所當然。

例如炙手可熱的西九文化目項，議員和文化人都大談「保育」文化藝術之道。其中，梁家傑率先嫌政府注資一百九十億元不夠多，認為政府應該花更多錢在「軟件配套」之上，「培育市民的文化與藝術修養」，使之日後成為西九的觀眾。有傳媒隨即和應，也指政府要在軟件方面「急起直追」。
。
類似梁家傑的「軟件論」，其實是政客典型的循環論證，因為即使日後西九文化項目反應冷清、慘淡經營，「軟件論」者都可以自圓其說，推說是因為政府花錢不夠多，培養不出「懂得欣賞藝術的觀眾和人才」，埋下了一個不斷消耗公帑的陷阱。傳媒未有指出梁家傑的謬誤，反而拍手附和，難怪梁議員以及他的公民黨，一直都矯正不了其左傾的民粹立場。

在現代開放的社會裏，一門藝術的興起，就像曾蔭權所說般「每一次都與政府的指導無關」。港產片和廣東歌，以往在本地以至海外曾經有過大量「懂得欣賞的觀眾」，卻從未需要政府資助。反而這十多來港產片的觀眾迅速流失，電影業界才開始走出來要政府協助「培養觀眾」。

政府花錢「培養觀眾」，註定是個無底深潭。西九項目「硬件」工程還未上馬，文化藝術團體已紛紛要求政府加碼培訓「軟件」，整個項目的花費，顯然並不是羅家英先生在宣傳片所說般「睡覺要有張床，做戲要有個戲台」那麼簡單。政府日後還要不斷花費公帑「培養」人來睡「那張床」﹗

「當民主去到極端會出現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是不合邏輯兼杞人憂天，但當「民粹去到極端」香港又會變成怎樣呢？卻沒有人知道。

* "Hong Kong is like a person without a sense of self. We don't know who we were, who we are, or who we want to be" - HK Magazine, pg 46, Oct 19, 2007

煙民英雄

本網相關評論: 包容80萬煙民 捍衛吸煙的個人自由

伊拉克局勢持續改善

近月來本地有關伊拉克的新聞只有早前土耳其可能揮軍伊拉克打擊庫爾德叛軍, 明顯傳媒只會報導有關伊拉克的壞消息。

事實自數月前美國改變戰略增加駐軍後, 伊拉克的情況普遍已經大為改善, 可以說到了重要的轉捩點。首先美軍死亡人數大減, 十月份在伊拉克死亡的美國人數是過去18個月來最低的水平, 比5月高峰時減了7成，事實是美軍目前的死亡人數和過去二十多年的平均比較其實也不算高。伊拉克各地的暴力事件近月來也大為減少, 叛軍和恐怖份子雖然揚言在剛結束的齋戒月大開殺戒，但結果十月份伊拉克平民和軍人死亡人數是近兩年來最低。更重要的是阿蓋德在伊拉克不但受到美伊聯軍重創, 其在伊的恐怖活動令本來與其合作的遜尼派叛軍也起來反抗, 甚至和美軍合作把阿蓋德驅逐出伊拉克。

伊拉克近來局勢正面發展令本來反戰的美國主流傳媒如CNN和ABC(1, 2)也不能不正視, 而英國的泰晤士報和衛報都認為美國近期在伊拉克的成功沒有受到應得的肯定。

美國民主黨去年中期選舉勝出後揚言會迫布殊盡快自伊拉克撤軍，但伊拉克的發展令其不得不把這目標放棄。而期待多年的伊拉克內戰結果沒有出現, 美國沒有狼狽地撤軍, 美國以至香港主流傳媒相信一定非常失望。

11月5日補充: 要知道伊拉克安全和經濟詳細數據可參考Iraq Index, 一個由美國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每月發表的報告。

11月7日: Militant Group Is Out of Baghdad, Declining violence brought46,000 Iraqi home
11月9日: Turkish-bred prosperity makes war less likely in Iraqi Kurdistan
11月10日: Movie-goers Shun Anti-war Films
11月12日: Iraq Rocket, Mortar Fire at 21-Month Low
11月13日: Violence Down in Baghdad
11月19日: Progress, Progress And More Progress, Ambulance drivers catch their breath
11月20日: Newsweek: Baghdad Comes Alive
11月20日: New York Times: Attacks in Iraq Fell, Baghdad Security Improves
11月20日: Los Angles Times: Sects unite to battle Al Qaeda in Iraq, Iraq says the worst is over
11月21日: Washington Post: In Iraq, Signs of Hope and Peril
11月21日: Financial Times: 'Phenomenal' drop in Iraq violence, Bloodshed Curbed
11月21日: UK Times: Better security sees Iraqi refugees flood home
11月23日: CNN: Shiites call for UN probe into 'Iranian terrorist' activity
11月26日: Reopening of museum and a famous Baghdad street
11月27日: Talks on Ending Battle of Iraq while Iraq Agrees To Long-Term U.S. Presence
11月27日: 2008 final year for US troops in Iraq under UN mandate
12月01日: 連最反伊戰的議員John Murtha在訪問伊拉克後也不得不承認局勢已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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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or stores return to Baghdad
Iraq: Job Won
The Real Iraqi Miracle
Winning One Battle, Fighting the Next
Ambushed By Our Own
Democrats zero for 40 on Iraq

美國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人物

根據英國電訊報的排名

戈爾的「和平貢獻」有多大？

「環保鬥士」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了。那麼，到底他對世界和平的「貢獻」有多大呢？

應該是很大。例如，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顯然認為，戈爾對「和平」的貢獻，要比為了抗議緬甸軍政府獨裁統治而拋頭顱、灑熱血的一眾僧侶高。戈爾的貢獻亦比許多為著爭取民主、自由而作出犠牲的人士高，例如為了推動越南民主三月被判監八年的越南神父阮文黎，冒險協助北韓人逃亡的南韓宣教師千基元，兒子被判監九年的新彊異見人士熱比婭，還有曾被下毒毁容、堅持「橙色革命」精神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他們都沒有獲得和平獎。(參閱文章 Not Nobel Winners)

究竟戈爾做了甚麼，以致他的「和平成就」這麼高呢？原來，戈爾製作了一套叫「絕望真相」的科幻電影，又籌辦了橫跨全球十一個地區的Live Earth演唱會。由於戈爾的成就「高」，所以就算那套「絕望真相」，最近被英國高等法院裁定謬誤連篇，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也可以視若無睹。 須知道，英國法官指出的九個謬誤，可不是無心之失的小錯誤，而是關乎整個「人為全球暖化」理論基礎存在著誤導﹕例如，根據「冰核」（ice core）的研究顯示，過去六十五萬年，其實是全球氣溫上升之後數百年二氧化碳量才上升，而非戈爾宣稱的二氧化碳導致氣溫上升。

戈爾的「和平」貢獻，亦遠超過他的Live Earth對環境帶來的影響﹕整個演唱會估計導致排放至少74500噸二氧化碳，數量是英國人每年平均排放量的三千多倍。光是搖滾巨星們飛來飛去獻唱，涉及的飛行里數就有三十五萬公里，加起來足以環繞地球九個圈。 更難得的是，戈爾一方面鼓勵大家減少消費，另一方面，他的身家這幾年來卻可以暴漲，其淨資產由當年參選總統競選前只有約八十萬美元，暴增至超過一億美元。富貴了的戈爾，其生活當然不可與一般跟著他對抗「暖化」的平民百姓相提並論，故此，他的豪宅用電量可以是美國家庭平均的二十倍，又可以用私人飛機周遊列國，這些花費，諾貝爾評審委員會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身為「環保鬥士」，自己卻過奢華生活、擁有超乎常人的「碳腳印」（carbon footprint），難免會被人指指點點，於是，戈爾找出一個非常方便的方法為自己開脫﹕他是有購買「碳信用」（carbon credit）來抵銷自己的「碳腳印」的。但後來人們卻發現，原來戈爾和高盛前高層開設了一間投資公司，他的碳信用便是這公司替他購買的﹔這公司聲稱主要投資在可持續發展的企業上，同時也是溫室氣體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的會員，戈爾四周推銷全球暖化論，無形中亦在推廣自己的生意。

戈爾對「和平」的貢獻，也包括他在任副總統時，拒絕把美國已經簽署了的《京都條約》提交國會表決。假如國會當年通過承認《京都條約》，往後布殊的經濟和能源政策便無可避免受到限制，美國以至全球經濟，便可能不會有之後的巨大增長，戈爾當年不把條約提交國會，無疑亦應記一功。

當然，除戈爾之外，亦不能不提同獲諾貝爾平和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這個官僚機構，一手打破客觀的科學傳統，改為只篩選一些支持「人為暖化」的半熟理論，以「製訂政策者撮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的方式，率先宣稱這是「科學界共識」，制止科學家事事講求實證的「無謂紛爭」，其對「和平」的貢獻，亦是實至名歸。

戈爾和IPCC，一個開拍在科學上錯漏百出的科幻電影，另一個則把科學實證原則打個稀巴爛，但同樣可以對「世界和平」有著莫大的貢獻，世事之匪夷所思，由此可見一斑。令人擔心的是，觀乎過去許多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人物，如阿拉法、哥爾巴喬夫、卡達和安南等，他們的影響力和歷史的評價都每況愈下。將來，如果地球氣候沒有如其所預言般惡化，相信戈爾日後也難逃類似宿命的。

11月13日: 戈爾的新生意: Venture Capitalist and Follows His Green Dream
11月20曰: Al Gore Thinks Media's Global-Warming Coverage Too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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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禍水

古蹟被破壞，究竟保育分子是不是「元凶」呢？要知道答案，必先要弄清楚現在我們談的是怎麼樣的「保育分子」。

首先，最近有兩個例子，顯示「保育分子」並不是對所有古舊建築物都有興趣的。位於港島半山的景賢里大宅，建築古雅，擁有七十年歷史，多年來一直被業主保養得好端端的，結果04年開始便被「保育團體」長春社盯上，鼓吹政府把大宅列為「法定古蹟」。

與此同時，在打鼓嶺的坪輋老圍村裏，座落了一幢古宅，歷史超過一百年，比景賢里還要悠久，但卻因為保養得不好，長期被白蟻蛀蝕，屋主05年向地政署申請拆卸重建，遲遲未獲批准，最近部分閣樓更塌了下來。奇怪的是，像長春社般的團體，不但沒有興趣「保育」這座古宅，對業主申請拆卸更是不聞不問。

顯然易見，一座古舊建築的保養，是其是否值得保留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今天，我們之所以仍能看到景賢里那「京華春夢」的氣派，想深一層，其實全賴歷任業主不斷花錢去維修保養，亦即是說，儘管是出於自利，多年來一直在保育著景賢里的，實際上正是這座古宅的業主。

業主們多年來真金白銀地保育了古宅，換來的卻是今天「保育分子」的懲罰。「保育分子」要政府把景賢里列為「法定古蹟」，限制業主在改建和發展上的自由，變相將古宅「充公」。然而，對像坪輋老圍村那幢保養得不好的古宅，「保育分子」卻會「網開一面」，不但不會要求政府列為古蹟，甚至連古宅日久失修得快要塌下來也懶得去理﹗

這種思維，其實是一種「獎賞失敗者」(reward failure)的邏輯﹕保養得良好的私人物業會被公家列為古蹟，投資因而被綁死﹔保養不好的呢，則可以不需理會。這種荒謬的邏輯，變相鼓勵業主不要花太多錢去保養舊宅，以免物業日後被「充公」。原意是保育古舊建築，結果適得其反。

現今「保育分子」的另一個特色是以偏概全，只強調歷史古蹟是「無價」的，要全力保護，卻迴避了另一個事實﹕業主的產業是「有價」的，故此，任何違反業主意願的保育方案，至少都應該以市場價格為標準作出合理補償。對私有產權的尊重和保障，是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個基本要求。如果一個社會連私有產權都不尊重，根本就毫無公平和公義可言，就算能保留所有古老建築物，都是沒有意義的。

三年多以來，長春社一直催促政府將景賢里列為法定古蹟，但有沒有同時提出一套合理的補償建議呢？沒錯，它嘗試過發起全港「一人一元」的募捐來收購景賢里，但募損的金額卻只是六百萬元。六百萬元是個理合的收購價嗎？八月初，景賢里的前業主以4.3億元出售景賢里，六百萬元只相當於這個成交價不足百分之1.4。所謂募捐運動只不過是做場戲。

假如你父母所住的那幢舊唐樓，明知有人願意高價收購發展，但長春社般的保育分子卻嚷著要政府把它列為「古蹟」，而所提出的補償卻只是象徵式的一萬幾千，你會叫父母怎麼辦？還不會像景賢里的前業主般，匆匆出售現套，以免夜長夢多嗎？

最近，長春社又表示會私自向城規會申請把景賢里改作保育用途，「容許」新業主在餘下的空地「興建相容的樓宇」，認為這樣便可以達致「雙贏」。連新業主的發展計劃也攪未清楚，長春社便要私自去申請更改土地用途，這又是尊重業主的做法嗎？

事實上，無論是現金收購、更改地契、抑或轉地積比率，一般業主最關心的，是最終的補償至少不低於市場價值。長春社卻一直沒有清楚說明是否支持這個原則。「保育分子」如果連這個最基本的誠意也拿不出來，不但難以取信於業主去建立「夥伴關係」，更令人懷疑其要保留的建築物，是否真的那麼「無價」，值得我們冒著破壞香港保障私產的優良傳統去保留它。

由此看來，傳統古蹟之被破壞，「保育分子」就算不是「元凶」，似乎亦是把事情越攪越糟的「禍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