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的「和平貢獻」有多大？

「環保鬥士」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了。那麼，到底他對世界和平的「貢獻」有多大呢？

應該是很大。例如，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顯然認為，戈爾對「和平」的貢獻，要比為了抗議緬甸軍政府獨裁統治而拋頭顱、灑熱血的一眾僧侶高。戈爾的貢獻亦比許多為著爭取民主、自由而作出犠牲的人士高，例如為了推動越南民主三月被判監八年的越南神父阮文黎，冒險協助北韓人逃亡的南韓宣教師千基元，兒子被判監九年的新彊異見人士熱比婭，還有曾被下毒毁容、堅持「橙色革命」精神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他們都沒有獲得和平獎。(參閱文章 Not Nobel Winners)

究竟戈爾做了甚麼，以致他的「和平成就」這麼高呢？原來，戈爾製作了一套叫「絕望真相」的科幻電影，又籌辦了橫跨全球十一個地區的Live Earth演唱會。由於戈爾的成就「高」，所以就算那套「絕望真相」，最近被英國高等法院裁定謬誤連篇，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也可以視若無睹。 須知道，英國法官指出的九個謬誤，可不是無心之失的小錯誤，而是關乎整個「人為全球暖化」理論基礎存在著誤導﹕例如，根據「冰核」（ice core）的研究顯示，過去六十五萬年，其實是全球氣溫上升之後數百年二氧化碳量才上升，而非戈爾宣稱的二氧化碳導致氣溫上升。

戈爾的「和平」貢獻，亦遠超過他的Live Earth對環境帶來的影響﹕整個演唱會估計導致排放至少74500噸二氧化碳，數量是英國人每年平均排放量的三千多倍。光是搖滾巨星們飛來飛去獻唱，涉及的飛行里數就有三十五萬公里，加起來足以環繞地球九個圈。 更難得的是，戈爾一方面鼓勵大家減少消費，另一方面，他的身家這幾年來卻可以暴漲，其淨資產由當年參選總統競選前只有約八十萬美元，暴增至超過一億美元。富貴了的戈爾，其生活當然不可與一般跟著他對抗「暖化」的平民百姓相提並論，故此，他的豪宅用電量可以是美國家庭平均的二十倍，又可以用私人飛機周遊列國，這些花費，諾貝爾評審委員會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身為「環保鬥士」，自己卻過奢華生活、擁有超乎常人的「碳腳印」（carbon footprint），難免會被人指指點點，於是，戈爾找出一個非常方便的方法為自己開脫﹕他是有購買「碳信用」（carbon credit）來抵銷自己的「碳腳印」的。但後來人們卻發現，原來戈爾和高盛前高層開設了一間投資公司，他的碳信用便是這公司替他購買的﹔這公司聲稱主要投資在可持續發展的企業上，同時也是溫室氣體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的會員，戈爾四周推銷全球暖化論，無形中亦在推廣自己的生意。

戈爾對「和平」的貢獻，也包括他在任副總統時，拒絕把美國已經簽署了的《京都條約》提交國會表決。假如國會當年通過承認《京都條約》，往後布殊的經濟和能源政策便無可避免受到限制，美國以至全球經濟，便可能不會有之後的巨大增長，戈爾當年不把條約提交國會，無疑亦應記一功。

當然，除戈爾之外，亦不能不提同獲諾貝爾平和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這個官僚機構，一手打破客觀的科學傳統，改為只篩選一些支持「人為暖化」的半熟理論，以「製訂政策者撮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的方式，率先宣稱這是「科學界共識」，制止科學家事事講求實證的「無謂紛爭」，其對「和平」的貢獻，亦是實至名歸。

戈爾和IPCC，一個開拍在科學上錯漏百出的科幻電影，另一個則把科學實證原則打個稀巴爛，但同樣可以對「世界和平」有著莫大的貢獻，世事之匪夷所思，由此可見一斑。令人擔心的是，觀乎過去許多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人物，如阿拉法、哥爾巴喬夫、卡達和安南等，他們的影響力和歷史的評價都每況愈下。將來，如果地球氣候沒有如其所預言般惡化，相信戈爾日後也難逃類似宿命的。

11月13日: 戈爾的新生意: Venture Capitalist and Follows His Green Dream
11月20曰: Al Gore Thinks Media's Global-Warming Coverage Too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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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禍水

古蹟被破壞，究竟保育分子是不是「元凶」呢？要知道答案，必先要弄清楚現在我們談的是怎麼樣的「保育分子」。

首先，最近有兩個例子，顯示「保育分子」並不是對所有古舊建築物都有興趣的。位於港島半山的景賢里大宅，建築古雅，擁有七十年歷史，多年來一直被業主保養得好端端的，結果04年開始便被「保育團體」長春社盯上，鼓吹政府把大宅列為「法定古蹟」。

與此同時，在打鼓嶺的坪輋老圍村裏，座落了一幢古宅，歷史超過一百年，比景賢里還要悠久，但卻因為保養得不好，長期被白蟻蛀蝕，屋主05年向地政署申請拆卸重建，遲遲未獲批准，最近部分閣樓更塌了下來。奇怪的是，像長春社般的團體，不但沒有興趣「保育」這座古宅，對業主申請拆卸更是不聞不問。

顯然易見，一座古舊建築的保養，是其是否值得保留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今天，我們之所以仍能看到景賢里那「京華春夢」的氣派，想深一層，其實全賴歷任業主不斷花錢去維修保養，亦即是說，儘管是出於自利，多年來一直在保育著景賢里的，實際上正是這座古宅的業主。

業主們多年來真金白銀地保育了古宅，換來的卻是今天「保育分子」的懲罰。「保育分子」要政府把景賢里列為「法定古蹟」，限制業主在改建和發展上的自由，變相將古宅「充公」。然而，對像坪輋老圍村那幢保養得不好的古宅，「保育分子」卻會「網開一面」，不但不會要求政府列為古蹟，甚至連古宅日久失修得快要塌下來也懶得去理﹗

這種思維，其實是一種「獎賞失敗者」(reward failure)的邏輯﹕保養得良好的私人物業會被公家列為古蹟，投資因而被綁死﹔保養不好的呢，則可以不需理會。這種荒謬的邏輯，變相鼓勵業主不要花太多錢去保養舊宅，以免物業日後被「充公」。原意是保育古舊建築，結果適得其反。

現今「保育分子」的另一個特色是以偏概全，只強調歷史古蹟是「無價」的，要全力保護，卻迴避了另一個事實﹕業主的產業是「有價」的，故此，任何違反業主意願的保育方案，至少都應該以市場價格為標準作出合理補償。對私有產權的尊重和保障，是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個基本要求。如果一個社會連私有產權都不尊重，根本就毫無公平和公義可言，就算能保留所有古老建築物，都是沒有意義的。

三年多以來，長春社一直催促政府將景賢里列為法定古蹟，但有沒有同時提出一套合理的補償建議呢？沒錯，它嘗試過發起全港「一人一元」的募捐來收購景賢里，但募損的金額卻只是六百萬元。六百萬元是個理合的收購價嗎？八月初，景賢里的前業主以4.3億元出售景賢里，六百萬元只相當於這個成交價不足百分之1.4。所謂募捐運動只不過是做場戲。

假如你父母所住的那幢舊唐樓，明知有人願意高價收購發展，但長春社般的保育分子卻嚷著要政府把它列為「古蹟」，而所提出的補償卻只是象徵式的一萬幾千，你會叫父母怎麼辦？還不會像景賢里的前業主般，匆匆出售現套，以免夜長夢多嗎？

最近，長春社又表示會私自向城規會申請把景賢里改作保育用途，「容許」新業主在餘下的空地「興建相容的樓宇」，認為這樣便可以達致「雙贏」。連新業主的發展計劃也攪未清楚，長春社便要私自去申請更改土地用途，這又是尊重業主的做法嗎？

事實上，無論是現金收購、更改地契、抑或轉地積比率，一般業主最關心的，是最終的補償至少不低於市場價值。長春社卻一直沒有清楚說明是否支持這個原則。「保育分子」如果連這個最基本的誠意也拿不出來，不但難以取信於業主去建立「夥伴關係」，更令人懷疑其要保留的建築物，是否真的那麼「無價」，值得我們冒著破壞香港保障私產的優良傳統去保留它。

由此看來，傳統古蹟之被破壞，「保育分子」就算不是「元凶」，似乎亦是把事情越攪越糟的「禍水」了。

葉劉沒有意義的道歉

一個推銷員上門，拙劣地向你推銷一件爛貨，結果被你當面拒絕了。隔幾天，他又登門造訪，說要為當日的「推銷手法」道歉，你會覺得怎樣？相信一定會感到莫名其妙，因為你拒絕的其實是那件爛貨，而不是他的「推銷手法」﹔推銷員若只為「推銷手法」而道歉，對象理應是他的老闆。

葉劉淑儀便是那位推銷員。她在宣佈參選當日向廣大市民就當年推銷廿三條的「手法」道歉，部分傳媒額首稱慶，認為可以減輕市民「昔日不愉快的記憶」。如果認為當年五十萬人上街原來只為反對葉劉的「推銷手法」，那無疑是把香港人看得太扁。

當年葉劉推銷廿三條無疑是惡形惡相、手法拙劣，但五十萬市民抵著炎熱上街反對的，主要卻不是葉劉或她的推銷手法，而是當時政府制訂的廿三條法案本身。大家都記得，廿三條法案條文嚴苛，當中包括容許警察入屋搜查前不需向法官申請搜查令，嚴重打擊港人對基本人權和言論自由的信心。

事實上，大部分市民對《基本法》規定要為廿三條立法這個大原則，基本上並無異議，但卻恐懼藏在具體條文細節內的魔鬼。如果葉劉仍然堅持廿三條的風波只是一個「推銷手法」的問題，實在是對當年上街港人智慧的一種侮辱，同時亦令人更加確信，她近年的所謂「轉變」，其實也只不過是一種「推銷手法」而已，如同她改變髮型一樣，非常表面。

為「推銷手法」而道歉，就算多麼有真誠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顯示了她的政治理念仍然和當年一樣，沒有改變過。政治理念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現在要選的是立法會議員，而不是政府官僚，推銷手段或辯論口才或許有用，但最重要的還是日後在立法時，在各種政治議題上的投票取向。葉劉最近的道歉，其實只是用掩眼法來迴避一個大家心中都希望她回答的問題﹕如果她當選了立法會議員，而政府又把當年的廿三條法案，原封不動的再提交立法會表決，她會如何投票呢？

要知道，特首曾蔭權雖然曾說過在任期間內，為廿三條立法「不是優先處理的項目」，但有關立法始終是《基本法》的規定，難保他日不會將類似03年的條文，重新包裝再提交立法會。究竟葉劉是否仍然會支持像03年般嚴苛的條文呢？沒有人知道。我們只知道，她自美國學成歸來的時候，已曾說過毋須就推行廿三條而道歉，而在最近道歉之後，亦強調自己的道歉只不過是針對自己的失言罷了。

在這次選戰中，部分選民可能因為對泛民多年來的左傾政治感到失望，而有求變之心，但在廿三條這個關乎個人自由的大是大非問題，卻不應掉以輕心。葉劉雖然擁有「星級團隊」的支持，她的政治辭鋒亦大有進境，但在廿三條之上仍然左右言他，難以令人信服。

就算真的只談「推銷手法」，當年葉劉硬銷廿三條，曾向市民宣稱那條惡法必須在那年七月九日通過，呼籲大家「一定要信葉太」，但結果市民卻發現事實並非這樣，有關立法其實完全沒有逼切性。這種「推銷手法」，顯然並非只是葉太道歉時所說般「無心快語」冒犯市民那麼簡單，當中實在有欺騙市民之嫌。

葉太希望藉「推銷手法」的道歉，把陳方安生和泛民最具攻擊性的武器「中和」(neutralize)，但許多當年曾走過上街、反對過廿三條的市民卻並不如此容易上當。對他們來說，候選人在廿三條的立場，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試金石。如果葉劉真的認為當年只是因為她的「推銷手段」低劣，才會激起民憤，破壞了廿三條立法好事的話，那麼她道歉的對象，應該是董建華和黨中央，而不是普羅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