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的弱者自憐能沉溺多久？

在西方民主的政治中，很少政客會以弱者自居來博取選民同情，因為這樣做的效果往往適得其反。

例如，美國下屆總統熱門候選人希拉莉，最近便因暗示自己的女性身份令她遭受民主黨內其他全男班(the all-boys club)候選人圍攻。希拉莉打出這張「以受害者自居」(playing the victim)的女人牌，結果惹來劣評如潮之評，批評者中包括不少當地具有影響力的女強人，她們都認為希拉莉將話題扯到「性別歧視」之上，本身才是對女性才幹的一種侮辱。

類似上述希拉莉那種「被圍攻的弱者」定位，也可以在剛贏得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陳方安生身上找到。回看整個參選過程，由一開始參選投訴被政府官員「親疏有別」冷淡對待，到拉票時助選人員被人推撞滋擾，以至泛民在區選大敗後對民建聯「鐵票效應」的驚恐所觸發的「選情告急」，陳太自覺或不自覺間，一直都擺脫不了一種被人圍攻的受害者角色。

到陳太當選正式就任立法會議員，這種被圍攻的角色依然揮之不去。陳太及她的泛民戰友，視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忽然民生」的揶揄為「人身攻擊」。他們沒有以強者的姿態對曾德成的言論作出正面反擊，反而弱勢地控訴政府官員「不應該如此對待一個有民意授權的立法會議員」，又指曾的發言顯示政府「冇心搞好行政立法關係」。最堪玩味的是教協的張文光，他以教師的口脗責罵曾德成「毫無道理地攻擊言論相當斯文的陳太」，要求曾「為失言道歉」，令人聯想起當日他控訴羅范椒芬對教師「涼薄無情」的往事。

曾德成的「挑釁」或許真的「有失斯文」，但立法會的議事堂卻不是學校裏的課室，市民都不會預期所選出的議員，心靈會像學生般脆弱得不堪一擊。相反，選民希望見到的是，議員在面對攻擊時能作出有力的反擊。被曾德成無理攻擊嗎？便直斥他胡說八道吧。這是民意領袖應有的氣派。可是，陳太和泛民卻再一次把自己的定位放在一個弱者角色之上，滿肚屈結地埋怨對方「不應如此對一個有民意授權的議員」，這種感性的控訴，或許能贏得同情，但在辯論上卻肯定是輸了氣勢。至於指責曾德成的說話不利「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更加反映泛民在立場上完全進退失據，因為選民若以「搞好行政立法關係」為基本考慮的話，當日投票支持的便不會是泛民而是保皇黨。

事實上，缺乏攻擊力的弱者定位已令泛民在政治上往往處於被動。例如早前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後遭受親中陣營文革式的圍攻，便只顧忙著辯護自己的原意是「呼籲外國不要杯葛奧運」，其支持者又煩瑣地解釋英文「press for」其實並非「施壓」的意思，結果是被人家牽著鼻子走，文章原本想要談的中國人權問題，反而無人再去理會。

以被圍攻的受害者自居的政治定位，偶一為之或許會爭得市民的同情票，長期來說卻是一種自我失敗(self defeating)的策略，因為沒有選民會希望自己站在的一方，永遠都是處於弱勢的。要知道，香港人支持民主的同時，更欣賞資本主義優勝劣敗的規律。反覆強調自己如何被人打壓、被人圍攻，同時又拿不出突圍的氣勢和能力，只會進一步加深自我失敗者的形象。

在民主政治高度發展的美國，希拉莉稍為以弱示人便即劣評如潮，逼使她匆匆撤回那張弱勢的女人牌。在香港這個「畸形的政治生態」下，泛民又能在弱者的自憐中沉溺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