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官僚 vs 民粹政客

「教院風波」導致了羅范椒芬下台，環顧四周，人們就是沒有甚麼特別感覺。原因不是人們「涼薄」，而是事件與大家所關心的教育質素完全無關。花了三千萬元公帑的聆訊，原來只是為了查證教育高官有否說過「炒人」、說話是否「得體」，市民就是不明白究竟對教育會有何益處。事件會如「教育界精英」所說般，令「學術自由如臨深淵」嗎？不須給我三千萬，我也可以對你說「不會」。差不多的說話，花了大家三千萬的「教院風波」調查委員會，說得無疑是比我「得體」﹔他們在報告中說﹕「香港的學術自由並沒有受到負面的影响」。

羅太的官僚作風，習慣了不留餘地，「用一種看似恐嚇和報復的態度」對待下屬，結果被委員會指為「有違公眾預期高級公務員在行為得體方面應達到的標準」。老實說，在商業競爭的社會裏，重組合併每天也在發生，辦公室政治更是無日無之，許多上司今天可能會「得體地」和你有商有量，明天卻會把你列入裁員名單，對一般打工仔而言，表面上的說話得不得體，根本毫不重要。

整場風波唯一有意義的，就是再一次展示給我們看﹕官僚以僵化的干預去改革同樣僵化的教育體制，如何會把事情越攪越糟。所謂「教院風波」其實只是政府的教育改革，與以教協為首的教師利益集團之間一連串衝突的其中一幕。在聆訊中，羅太亦不忘嘲諷教協只是一個「工會」，並非「專業組織」，可見她對教協仍耿耿於懷。

誠如羅太所言，教協沒錯是一個工會，但同時亦是全港最有組織、在傳媒最有影響力的工會，主席張文光更是發動煽情民粹輿論的高手，這點羅太卻從未認真評估過。一年多前有兩名教師自殺，張文光認定是和「教改」帶來的工作壓力有關。其實任何人都看出這是缺乏事實根據，近年香港每年都有約一千人自殺，比率是十萬人中約有十五人自殺，教師的自殺比率並不高於此數。但羅太不列出具體數據，卻說出「很多學校做教改，為什麼只有兩位教師自殺？」，如同打出一只好牌讓張文光「食住上」。

事實上，一個缺乏競爭的教育市場，再多的行政干預不但徒勞無功，更會令政府和教師的爭拗沒完沒了。教師行業是值得尊敬 (他們直接影響我們子女的命運，能不「尊敬」他們嗎？)，但教師說到底也是「為兩餐」，政府以行政手段「提升」教育質素，其實就是不斷向教師「施壓」，教師受不了「壓力」，必然會鑽盡空子進行反撲。

香港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教師整體教學質素不濟。要提高水平就要引入競爭。可是，香港的中央集權式教育制度，最缺乏的就是競爭。沒有競爭，又要提升教學質素，政府於是進一步加大干預力度，例如增加對教師的教育專業文憑要求。這些行政措施成效如何，大家心中有數。一個老師教得好不好，和他取得多少張「專業文憑」，往往是毫無關係，更重要的是他能否洞識學生的資質，因材施教，而這種能耐卻不是專業文憑或基準試可以測定。

更荒謬的是，像羅太般的官僚一方面指教師的工會不是「專業」，另一方面政府對教師行業卻不斷提高如專業文憑等「專業」要求，某程度上令行業的競爭更少，因其他行業有意轉職做教師的大學學位人才，由於沒有專業文憑，入職或晋升受限制，入行的意欲自然大打折扣。與此同時，在職教師則要花更多時間在專業文憑或基準試之上，增加了「工作壓力」，亦增加了他們轉職的機會成本，令行內的保護主義情緒更盛，結果往往是反對任何可能令他們丟掉飯碗的「教改」建議。政府與教師你打我、我打你，其實就是干預主義所導致惡性循環的死局。

要解開這個死局，你想得出有比學券制更有效的方法嗎？把政府的資助轉化為「學券」，家長可以憑券自由地選擇合適的學校，透過市場力量淘汰不濟的學校和教師，政府可以抽身而出。若然「教育界精英」繼續拒絕引入類似的市場機制，像羅太般的官僚和張文光般的政客，只會沒完沒了地鬼打鬼，繼續玩其「得體」的內鬥遊戯，當中賠上的注碼，卻是由我們及我們的子女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