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袋稅VS加電費 看「環保」真面目

一個成本低至幾仙的膠袋，政府徵稅五毫，傳媒知識分子會說是徵得「合理」、「愈早實施愈好」﹔兩間電力公司以燃料成本上升為由加電費，傳媒則批評兩電是「巧取豪奪」、「宰割市民」。

有讀者可能會說﹕政府開徵膠袋稅，是要制止市民「濫用膠袋」，而兩電加價則只為「賺到盡」，兩者怎可相提並論？沒錯，兩者的動機或許不同，但其「環保效益」卻是一樣﹕市民的負擔增加了，自然會減少消費。套用環保署的說法，就是為減少消費提供「經濟誘因」。既然加徵膠袋稅可制止市民「濫用膠袋」，為甚麼加電費不能制止市民「浪費電力」呢？

事實上，單純以「環保」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能使市民減少「浪費」，加收的錢落入政府抑或私人公司，反而並不重要。環保分子過去不是一直都指摘香港人在用電上很「浪費」嗎？今年中，環保組織「地球之友」就曾批評香港人的用電，在過去十年增加了一成八，增幅遠超過同期的人口增長。當時不少傳媒亦附和，指「地球之友」的數據，顯示目前的節能措施「無法扭轉本港『高消耗、高浪費、高污染』的殘酷事實」。

事隔只半年，今天為了反對兩電加電費，同一份報章卻指市民和商戶為了節省電費，已經「扭盡六壬」、「慳無可慳」。短短半年間，香港人可以由「高消耗、高浪費」變成「慳無可慳」，這種「公正第一」的報道手法的確是叫人嘆為觀止的。

以上的例子反映了我們在傳媒看到的所謂「環保訊息」有多荒謬。為了製造「濫用」和「浪費」的假象，傳媒和環保分子往往只片面地強調某一商品或活動的消費量有多大，把相關的物品打成「不環保」。政府開徴膠袋稅的理據，亦正是建基於這種荒謬的邏輯之上。事實上，把任何一件像膠袋般輕若鴻毛的普及商品，放在一個七百萬多人的城市，你總可以得出一個看似很龐大的消耗量。

為了推行膠袋稅，政府更混淆聽視、誤導市民，一方面說環保政策是基於「污染者自付」原則，但另一方面自己卻不依循有關原則，把膠袋稅釐定在五毫子這個遠高於處理膠袋廢物成本的水平。為了自圓其說，環保署誣衊香港人「濫用膠袋」，完全沒有顧及香港人以步行往返超市，實際上遠較歐美國家以駕車購物為環保的客觀事實。百佳實行膠袋收費計劃不足五天後草草收場，已清楚顯示市民對膠袋收費是何等不滿，虧環保局局長邱騰華仍厚著面皮說甚麼「多數市民認同膠袋稅」這般的鬼話。

事實上，購物膠袋佔固體廢物的比例微不足道，政府始終沒有說明就算膠袋用量減少，對「環保」到底有甚麼實質益處。堆田區會因為市民少用膠袋而停建或延遲興建嗎？處理垃圾的成本可因而減低多少嗎？這些數據政府完全沒有提供，推行膠袋稅唯一能肯定的「成就」，就是庫房增加了收入。

與膠袋稅相比，加電費的「環保效益」顯然大得多。為了節省電費，市民和商界用電量自然會減少，最終令電廠的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減少，這不是環保分子一向的訴求嗎？兼且加電費在執行上更簡單直接，不須像膠袋稅般要商戶花資源去更改收付系統，又不須政府花費公帑增聘人手檢控免費派膠袋的「違法商人」，環保分子理應上街遊行慶祝才是，為甚麼會默不作聲的呢？

對膠袋稅和加電費截然不同的態度，實際上暴露了環保分子迷信大政府的真面目。對他們來說，只有政府從上面壓下來的才算是「環保」。故此，他們會認為政府按耗電量多寡而徵收「電費稅」是符合「環保原則」，但對於有相同「環保效益」的電力公司加電費，環保分子卻選擇避而不談。說穿了，這其實是一埸披上「環保」外衣的反資本主義運動。

本網相關評論﹕不義的膠袋稅﹔與「污者自付」和「環保」無關的膠袋稅﹔膠袋稅﹕令公僕變身「大家長」

2008年1月14日: Survey shows eco-warriors are worst poll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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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怎變 反美不變

全球一百九十國家的代表，合共乘座噴射客機超過一萬班次，老遠的飛到印尼峇里，期間估計導致排放至少47000噸二氧化碳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終於在上周末閉幕了。在未談這次峇里會議之前，請大家先看一則報道﹕

"莫斯科地區發生幾世紀以情況最惡劣的旱災，中美洲、亞洲南部、中國、澳洲、撒哈拉以南亦出現嚴重早災﹔美國則有洪水為患‥‥"

大家可能以為以上又是有關「全球暖化」引起全球天災的報道。但其實，這是筆者節錄自1977年《讀者文摘》出版的《二十世紀大事實錄》。有趣的是，它並不是在描述「全球暖化」，而是在描述「全球冷化」﹕由於七十年代初期出現了「一連串不祥事件」（ominous events）─ 包括地球的冰雪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格陵蘭創下一百年來最低氣溫 ─ 該書指氣候學家相信地球的氣溫正在不斷變冷。沒有錯，七十年代傳媒口中的「全球危機」是「冰河時期重臨」，而不是「全球暖化」。

溫故知新，或許大家會更加了解現在所說的所謂「全球暖化危機」，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事實上，自古以來恆常出現的氣候變化和天災，經過「悉心剪裁」之後，一向都是傳媒炮製「全球危機」的好材料。

回看這次峇里會議的報道，傳媒再一次淪為左翼環保信徒「人為全球暖化論」的宣傳工具。例如，傳媒會說「07年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但卻不會提及事實上自98年開始，全球溫度一直走勢平坦，並沒有再上升過。另外，傳媒又會指「美國拒絕讓步」是各國未能達成減排目標的元凶，但卻不會提到美國近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長，其實遠較釐定了減排目標的歐盟各國為少，在06年更首次出現減幅。(※註)

另外，對於在會議期間，有超過一百名科學家、工程師及經濟學家聯名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出公開信，嚴厲批評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家小組」（IPCC）一事，本地傳媒更是完全置若罔聞。那封公開信，不但抨擊IPCC廣泛宣傳、由小撮寫手撰寫的「製訂政策者撮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其實並不能代表「科學界共識」，更明確指出以「減排」來阻止氣候變化非但毫無科學根據，減排措施所造成的資源錯配和經濟放慢，對人類的遺害可能更大。

這封公開信更明確指出多個傳媒不斷向公眾洗腦式灌輸的「全球暖化」謬誤﹕二十世紀後期全球平均氣溫上升的幅度(每十年0.1至0.2 ℃)，其實並沒有偏離過去一萬年來自然氣候變化的幅度﹔傳媒渲染的冰川融化、海水上升以及動物遷徙等現象，並沒有顯示氣候有異常的變化﹔目前的電腦模擬(computer models)技術，其實並沒有預測氣候能力，正如之前電腦模擬亦估計不到自1998年開始全球氣溫停止了「暖化」一樣。

不過，對於已被左傾自由派壟斷的本地傳媒來說，報道是否有科學根據似乎並不重要，因為整個所謂「全球暖化危機」，本質上其實是一場左翼的反美運動，無論如何，矛頭最終都一定指向美國。所以，即使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上成績較佳，依然是「罪在美國」，相反，歐盟本身減排失敗，其主催成立的排放權交易更導致大量弄虛作假，卻不會有人提起。傳媒更不會去質疑，要人口持續增長的美國，和人口日漸萎縮的歐洲，履行相同的減排目標到底是否合理。

隨着98年開始全球氣溫停止「暖化」，現在，越來越多左翼人士已改稱這場「危機」為「氣候變化危機」了。畢竟，不管未來的天氣是變暖抑或是變冷，他們這場反美運動還是會繼續下去的。
※註 ﹕數據請參閱《假大空的減排鬧劇》

12月21日: Japan Omits Carbon Tax, Trading From Latest Pollu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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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殊症」令才子變小農

在美國，很多傳媒人和政客都感染了一個種叫「布殊錯亂症侯群」(Bush Derangement Syndrome)的流行病，患者許多時本來思想健全，但當提及布殊這名字時便會突然病發，思覺失調，完全失去分析能力，進而把世界上所有的過錯，完全歸咎於布殊。這流行病已擴散至香港的華文傳媒，最新一批患者之中，包括了「香江第一才子」陶傑先生。

陶傑先生的「布殊錯亂症」是在寫《蘋果日報》11月25日的一篇大作時發作的。他把中國經濟崛起、美艦小鷹號訪港被拒、美俄關係轉差等不同事件混為一談，通通說成是「布殊政府手忙腳亂」的結果。首先，他認為「布殊的錯誤連連，令中國得到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崛起環境」，令中國的生產總值和出口近年激增，相對上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實力則日漸衰退。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中國經濟崛起，美國其實是主要得益者。就像商務部長薄熙來所說﹕順差在中國，利潤卻往往在美國。有數據便指，蘋果的ipod在中國組裝，售價299美元，美國獲得163美元，中國分得的組裝費卻只有區區3美元。為甚麼陶傑先生會認為中國「穩定崛起」對美國只有壞處呢？未「崛起」前的中國，在韓戰和越戰中處處跟美國作對，難道這才叫對美國有利嗎？

事實上，中國經濟早在布殊當選總統前已「穩定崛起」，如果沒有中國的崛起，世界經濟不會發展得這麼好，美國人亦不可能長期享用大量廉價中國貨。布殊在任至今，雖然經歷九一一和反恐戰，還有克林頓留下的科網泡沫爆破，但美國經濟依然保持強勁發展，只有「小農思維」才會認為中國的崛起會「葬送美國國家利益」。

中國經濟崛起不但對美國的經濟有利，亦增加了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力。在改革開放前，「美帝」對中國這個人口大國影響力甚微，現在卻是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並經常在貿易上向中國施壓，人民幣便在這種情況下升值速度不斷加快﹔文化方面的入侵更不消說，觀賞盜版荷里活電影已成為中國百姓的精神食糧，從這角度看，美國的「勢力」不但沒有衰退，反而正在擴張。

「布殊錯亂症」令陶傑先生思考混亂，既說美日安保條約令「美日的結盟一天穩固，中日韓就不可能連成一線」，但又指「南韓、日本、中國一旦結盟，美國馬上將被矮化為二等國」。美國目前在日韓都有大量駐軍，日韓政府都不願放棄美國的保護傘，在軍事上有可能與中國結盟嗎？難道陶傑先生認為日本會邀請解放軍進駐沖繩？中國拒絕小鷹號訪港，就是美國在東亞日漸失勢的象徵？未免太過阿Q了吧？﹗

為了把每一件事都歸咎於布殊，陶傑先生更突然失憶，說在布殊任職總統前，「除了古巴和北韓之外，美國在全球基本上沒有冷熱戰的宿敵，但現在多了俄國、伊朗、中國、阿富汗」。事情真是這樣？伊朗在巴列維王朝之後何曾做過美國的盟友？拉登的阿爾蓋達難道不是在克林頓時代的阿富汗塔里班政權包庇下坐大的嗎? 事實上，阿爾蓋達自93年第一次襲擊美國世貿中心後，在克林頓時代曾多次在非洲、中東和亞洲發動恐怖襲擊，對此克林頓一直知悉，但卻沒有採取任何果斷的行動。至於「把俄國推向對立面」的始作俑者，其實亦是克林頓﹕1999年克林頓在俄羅斯極力反對及在沒有聯合國授權之下，帶領北約出兵科索沃﹔那次出兵美軍還誤炸了中國使館，觸發中國各地出現連串反美浪潮。普京則於2000年當上俄羅斯總統。那時，布殊還在德州當州長。

博古通今的陶傑，思維可以一下子退化至「小農」般的膚淺，足見「布殊錯亂症」的恐怖。可幸是，他還記得美國一直擁有著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高地。沒有錯，只要堅持此高地，就算再多的宿敵 ─ 不管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共產主義、抑或是今天的恐怖主義 ─ 始終都會被一一戰勝的。在此，祝福陶傑先生的「布殊症」早日康復。

2007年12日20日: 世界銀行用新測算法評估後發現中國經濟規模原來被誇大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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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的弱者自憐能沉溺多久？

在西方民主的政治中，很少政客會以弱者自居來博取選民同情，因為這樣做的效果往往適得其反。

例如，美國下屆總統熱門候選人希拉莉，最近便因暗示自己的女性身份令她遭受民主黨內其他全男班(the all-boys club)候選人圍攻。希拉莉打出這張「以受害者自居」(playing the victim)的女人牌，結果惹來劣評如潮之評，批評者中包括不少當地具有影響力的女強人，她們都認為希拉莉將話題扯到「性別歧視」之上，本身才是對女性才幹的一種侮辱。

類似上述希拉莉那種「被圍攻的弱者」定位，也可以在剛贏得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陳方安生身上找到。回看整個參選過程，由一開始參選投訴被政府官員「親疏有別」冷淡對待，到拉票時助選人員被人推撞滋擾，以至泛民在區選大敗後對民建聯「鐵票效應」的驚恐所觸發的「選情告急」，陳太自覺或不自覺間，一直都擺脫不了一種被人圍攻的受害者角色。

到陳太當選正式就任立法會議員，這種被圍攻的角色依然揮之不去。陳太及她的泛民戰友，視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忽然民生」的揶揄為「人身攻擊」。他們沒有以強者的姿態對曾德成的言論作出正面反擊，反而弱勢地控訴政府官員「不應該如此對待一個有民意授權的立法會議員」，又指曾的發言顯示政府「冇心搞好行政立法關係」。最堪玩味的是教協的張文光，他以教師的口脗責罵曾德成「毫無道理地攻擊言論相當斯文的陳太」，要求曾「為失言道歉」，令人聯想起當日他控訴羅范椒芬對教師「涼薄無情」的往事。

曾德成的「挑釁」或許真的「有失斯文」，但立法會的議事堂卻不是學校裏的課室，市民都不會預期所選出的議員，心靈會像學生般脆弱得不堪一擊。相反，選民希望見到的是，議員在面對攻擊時能作出有力的反擊。被曾德成無理攻擊嗎？便直斥他胡說八道吧。這是民意領袖應有的氣派。可是，陳太和泛民卻再一次把自己的定位放在一個弱者角色之上，滿肚屈結地埋怨對方「不應如此對一個有民意授權的議員」，這種感性的控訴，或許能贏得同情，但在辯論上卻肯定是輸了氣勢。至於指責曾德成的說話不利「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更加反映泛民在立場上完全進退失據，因為選民若以「搞好行政立法關係」為基本考慮的話，當日投票支持的便不會是泛民而是保皇黨。

事實上，缺乏攻擊力的弱者定位已令泛民在政治上往往處於被動。例如早前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後遭受親中陣營文革式的圍攻，便只顧忙著辯護自己的原意是「呼籲外國不要杯葛奧運」，其支持者又煩瑣地解釋英文「press for」其實並非「施壓」的意思，結果是被人家牽著鼻子走，文章原本想要談的中國人權問題，反而無人再去理會。

以被圍攻的受害者自居的政治定位，偶一為之或許會爭得市民的同情票，長期來說卻是一種自我失敗(self defeating)的策略，因為沒有選民會希望自己站在的一方，永遠都是處於弱勢的。要知道，香港人支持民主的同時，更欣賞資本主義優勝劣敗的規律。反覆強調自己如何被人打壓、被人圍攻，同時又拿不出突圍的氣勢和能力，只會進一步加深自我失敗者的形象。

在民主政治高度發展的美國，希拉莉稍為以弱示人便即劣評如潮，逼使她匆匆撤回那張弱勢的女人牌。在香港這個「畸形的政治生態」下，泛民又能在弱者的自憐中沉溺多久呢？

《蘋果批》在向左轉嗎？

十一月十五日蘋果日報專欄《蘋果批》題為「美奸迷思」的評論，提及一件在上海世界橋牌比賽後發生的事﹕勝出的美國女子隊在隨後的餐會中，有成員在合照時舉起一張背後寫上「We did not vote for Bush」的餐牌，結果被狠批為「美奸」，當事人可能要面臨包括停賽、社會服務，及公開道歉等懲罰。《蘋果批》指這有違美國核心價值之一的言論自由。筆者認為，《蘋果批》顯然誤解了言論自由的意義。

重要的事實是﹕女隊員都是美國橋牌聯會(the United State Bridge Federation, U.S.B.F.)的會員，而U.S.B.F.則是一個私人組織，負責選拔隊伍代表美國參實。那個餐會是比賽的頒獎晚宴，並不是甚麼私人聚會。女隊員作為U.S.B.F會員代表美國參實，在一個非政治性的官式場合中把個人的政治取向「公諸於世」，《蘋果批》認為是一種恰當的行為嗎？

事實上，考慮對女隊員作出懲罰的是U.S.B.F.，並不是政府機構或法庭。如果女隊員堅持自己沒有做錯，可以選擇退出這個「不自由」的組織﹔當然，她們會損失了在出賽上的收入，但正如許多球員在批評球會或教練之後，往往馬上會被雪藏一樣，這些情況在運動界屢見不鮮，從來沒有人會認為是違反了球員的「言論自由」。

任何人都會知道，在商業社會裏，「言論自由」是受商業原則約束的，當代表公司出席公開活動時，大家都自然地盡量免談政治等敏感話題，不會每事都暢所欲言。女隊員為甚麼無端端會舉起「不投票給布殊」的餐牌呢？據隊長表示，是因為發覺許多外國選手言談間都很不滿布殊，故便舉起「反布殊」餐牌以示自己也有「批判能力」。 這種行為雖然只是鬧著玩，但其後果卻可能直接損害所屬組織的利益。U.S.B.F.便表示，事件可能令該會失去一些商業贊助，因為贊助商為了不得失任何客戶，通常都會找些政治中立的項目來贊助。不要忘記，這些都是靠出賽賺錢的專業選手，卻如此幫U.S.B.F.「倒米」，本身已是一種極不成熟的行為，事件的重點與其表達方式是否「非暴力、不帶威脅性」，根本完全沒有關係。

至於狠批女隊員為「美奸」(“treason” and “sedition”)的，既不是U.S.B.F.，亦不是甚麼政客或傳媒。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其實只是一些沒名沒姓的電郵，這些過激的言論，在網絡世界可說是無日無之，其性質與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後被指「漢奸」的情況更完全是兩回事﹕與U.S.B.F.女隊員在非政治性的場合「暢所欲言」不同，李柱銘選擇去發表個人政治見解的是一份政治性的刊物，而狠批李柱銘的則包括了全港暢銷的報章和知名的政客。

女隊員「反布殊」的戲言應不應受嚴厲懲罰？筆者沒有意見，因這始終是U.S.B.F.這個私人組織的內部紀律問題，但將事件扯到言論自由的層次則絕對是離題。美國的立國精神是人人與生俱來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快樂的權利，卻不表示私人組織連約束會員的自主權也沒有，而言論自由的意思也不代表說任何話都可以不受批評和不須承擔任何後果。

近年左翼自由派「爭取民權」的一種手法，便是將自由、人權等概念的意思無限伸延﹕學校處罰舉起有關吸食大麻標語的中學生，會被批評是「限制了學生的言論自由權」﹔童軍組織不讓男同性戀者當男童軍領袖，則被批評為「侵犯了同性戀者的權利」。就像美國日裔作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披著「自由派」的外衣，逐漸改變「自由」一詞內在的含意。其結果往往是引來更多的政府立法干預，令民間組織的獨立自主空間越縮越小，這是《蘋果批》願意看到的境象嗎？

2008年2月13日: 英奧運選手禁批中國人權

Section 51 of the IOC's charter:
"..athletes must not indulge in any kind of political demonstration or racial or religious propaganda at the Olympic sites and ven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