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官僚 vs 民粹政客

「教院風波」導致了羅范椒芬下台，環顧四周，人們就是沒有甚麼特別感覺。原因不是人們「涼薄」，而是事件與大家所關心的教育質素完全無關。花了三千萬元公帑的聆訊，原來只是為了查證教育高官有否說過「炒人」、說話是否「得體」，市民就是不明白究竟對教育會有何益處。事件會如「教育界精英」所說般，令「學術自由如臨深淵」嗎？不須給我三千萬，我也可以對你說「不會」。差不多的說話，花了大家三千萬的「教院風波」調查委員會，說得無疑是比我「得體」﹔他們在報告中說﹕「香港的學術自由並沒有受到負面的影响」。

羅太的官僚作風，習慣了不留餘地，「用一種看似恐嚇和報復的態度」對待下屬，結果被委員會指為「有違公眾預期高級公務員在行為得體方面應達到的標準」。老實說，在商業競爭的社會裏，重組合併每天也在發生，辦公室政治更是無日無之，許多上司今天可能會「得體地」和你有商有量，明天卻會把你列入裁員名單，對一般打工仔而言，表面上的說話得不得體，根本毫不重要。

整場風波唯一有意義的，就是再一次展示給我們看﹕官僚以僵化的干預去改革同樣僵化的教育體制，如何會把事情越攪越糟。所謂「教院風波」其實只是政府的教育改革，與以教協為首的教師利益集團之間一連串衝突的其中一幕。在聆訊中，羅太亦不忘嘲諷教協只是一個「工會」，並非「專業組織」，可見她對教協仍耿耿於懷。

誠如羅太所言，教協沒錯是一個工會，但同時亦是全港最有組織、在傳媒最有影響力的工會，主席張文光更是發動煽情民粹輿論的高手，這點羅太卻從未認真評估過。一年多前有兩名教師自殺，張文光認定是和「教改」帶來的工作壓力有關。其實任何人都看出這是缺乏事實根據，近年香港每年都有約一千人自殺，比率是十萬人中約有十五人自殺，教師的自殺比率並不高於此數。但羅太不列出具體數據，卻說出「很多學校做教改，為什麼只有兩位教師自殺？」，如同打出一只好牌讓張文光「食住上」。

事實上，一個缺乏競爭的教育市場，再多的行政干預不但徒勞無功，更會令政府和教師的爭拗沒完沒了。教師行業是值得尊敬 (他們直接影響我們子女的命運，能不「尊敬」他們嗎？)，但教師說到底也是「為兩餐」，政府以行政手段「提升」教育質素，其實就是不斷向教師「施壓」，教師受不了「壓力」，必然會鑽盡空子進行反撲。

香港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教師整體教學質素不濟。要提高水平就要引入競爭。可是，香港的中央集權式教育制度，最缺乏的就是競爭。沒有競爭，又要提升教學質素，政府於是進一步加大干預力度，例如增加對教師的教育專業文憑要求。這些行政措施成效如何，大家心中有數。一個老師教得好不好，和他取得多少張「專業文憑」，往往是毫無關係，更重要的是他能否洞識學生的資質，因材施教，而這種能耐卻不是專業文憑或基準試可以測定。

更荒謬的是，像羅太般的官僚一方面指教師的工會不是「專業」，另一方面政府對教師行業卻不斷提高如專業文憑等「專業」要求，某程度上令行業的競爭更少，因其他行業有意轉職做教師的大學學位人才，由於沒有專業文憑，入職或晋升受限制，入行的意欲自然大打折扣。與此同時，在職教師則要花更多時間在專業文憑或基準試之上，增加了「工作壓力」，亦增加了他們轉職的機會成本，令行內的保護主義情緒更盛，結果往往是反對任何可能令他們丟掉飯碗的「教改」建議。政府與教師你打我、我打你，其實就是干預主義所導致惡性循環的死局。

要解開這個死局，你想得出有比學券制更有效的方法嗎？把政府的資助轉化為「學券」，家長可以憑券自由地選擇合適的學校，透過市場力量淘汰不濟的學校和教師，政府可以抽身而出。若然「教育界精英」繼續拒絕引入類似的市場機制，像羅太般的官僚和張文光般的政客，只會沒完沒了地鬼打鬼，繼續玩其「得體」的內鬥遊戯，當中賠上的注碼，卻是由我們及我們的子女支付。

否定上帝﹕催生「大政府幻覺」

最近，英國牛津大學教授Richard Dawkins著作的《上帝幻覺》(The God Delusion)，指「上帝」這個信仰並不理性，亦沒有科學根據。書本暢銷，一時間亦令「上帝是否信得過」成了西方傳媒的熱門話題。

你當然不會預期這類辯論會在香港傳媒出現。不過，之前的《中大情色版》事件，卻引來不少本地傳媒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團體的批判，部分更把事件說成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嫡系傳人」在香港發動的「道德聖戰」。

筆者並非宗教專家，但清楚不過的是，批評基督教在傳媒界已不是一個禁忌(當然，如批評的對象換了是回教，情況將截然不同)﹔傳媒知識分子普遍將傳統宗敎視為與理性無關的個人行為，當中沒有對或錯﹔指上帝存在只是「幻覺」不但不是禁忌，反而代表思想「進步前衞」。

不過，沒有了「上帝幻覺」，可不代表我們的傳媒知識分子便會更理性、更科學。事實上，大部分只不過是轉換了崇拜的對象，改為迷信「全知全能」的大政府，認為可以透過的干預和管制，將社會改造成人間天堂。

網上報章TCS Daily評論員Karl Reitz回應《上帝幻覺》等言論時便指出，當人們不再相信有神存在時，各式各樣的「世俗化宗教」(secularized religions)便會應運而生，當中包括盛極一時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及目前方興未艾的福利主義和環保主義。

為甚麼會這樣？因為追求一個無憂無慮、幸福快樂的天堂，一向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沒有了上帝的天堂，人們只會轉而在地上尋找。抓緊這個機遇，「世俗化宗教」便可以大力促銷他們的大政府崇拜，令信徒相信可以把社會改造成一個沒有階級剝削、沒有貧窮、「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人間天堂。

例如，現今的左翼環保運動，便集合了一切宗教的元素﹕環保團體變成了可以預言「生態大災難」的「先知」，宣揚以電腦模擬推算出來的「全球暖化」末日論，個人消費行被視為「破壞大自然的原罪」，「救贖」的方法則是透過政府的干預和禁制，「淨化」我們的浪費習慣，為下一代(來世)創造一個「大自然伊甸園」。(可伸延參看本網之前評論)

有人可能會問﹕「世俗化宗教」又有甚麼不好？首先，宗教信仰是建基於教條，而非理性和科學，所以我們要「政教分離」，防止有人利用政府的權力，把自己的教條強加於我們身上。可是，環保主義等世俗化宗教，卻往往以「科學」作為包裝，鼓吹政府干預，以實踐他們「改造社會」的宗教目標。

政府的干預，實際上就是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其結果往往是越攪越糟﹕訂立最低工資保障低薪工人，反而削平了他們以低薪競爭的優勢，令失業率更高﹔立法限制自由以維護公平，結果就如佛利民所說的，到頭來自由和公平兩者皆失﹔在環保分子鼓吹「農藥危害大自然」之下，各國政府魯莽地禁制了有效農藥滴滴涕(DDT)，結果釀成了非洲瘧疾橫行的災難。

更壞的是，一個沒有上帝「看管着」的世俗化宗教，往往會狂妄自大到荒謬的地步﹕例如認為人類的力量可以「拯救全球氣候變化」，把氣溫變化「控制在攝氏兩度之內」﹔他們更不相信自然界的災害是「上帝的意旨」(Act of God)，於是把風暴、乾旱、水浸等天災通通歸咎於人們「不環保」的消費行為。在這種教義之下，人類反而變成了一種令「地球先生」生病的病毒。

話說回來，上帝是否信得過？這的確不能以科學解釋，不過，歷史經驗卻告訴我們，一個沒有上帝的社會，往往會變成一個「大政府幻覺」的温床，培養出大批迷信政府干預的信徒。這些「大政府」信徒亦不會像上帝般仁慈，等待我們死後才審判我們的罪過。他們要的是政府從速立法，馬上就要懲罰我們「褻瀆大自然」的原罪。

6月23日: 連最liberal的荷蘭近年也變得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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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大空的減排鬧劇

無可否認，左翼環保分子的語言運用極之出色。他們創造了「環保」這個辭彙，語意含混，意思可以隨着他們反對的東西而改變﹕反對污染時「環保」代表「清潔」，反農藥時，他們口中的「環保」則代表「有機」﹔到反膠袋時，「環保」的定義則是「可以自然分解」。最聰明的是把「環保」與「全球暖化」這個粗糙的科學假設相結合，把所有生命必需的二氧化碳打成「污染物」，並且掌握一般傳媒只愛煽情、懶去查閱數據的「特性」，令「環保新聞」變為他們反美的宣傳工具。

最近德國的G8峰會討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期間你就看到不少傳媒的報道和評論，都指摘美國退出《京都條約》，不像歐盟般在減排上訂下「更進取的目標」，導致了全球減排未能達標，是「罪大惡極」和「難逃責任」。但事實是，傳媒人如果肯花點時間查閱具體數據，便會發覺他們的這些所謂報道和評論究竟有多失實。

首先，《京都條約》的簽約國都有自己的減排目標，本身能否達標根本與美國毫無關係。實情是﹕大部分簽約國近年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減反加，例如，原歐盟十五國04年的整體排放，就較97年《京都條約》開始時上升近8%，多國早已承認將不能達標，有望達標的只有德國和英國。

與此同時，數據卻顯示「罪大惡極」的美國，減排的成績反而比許多簽約國家好﹕布殊00年上台至04年，美國的排放只上升了1.7%，同期原歐盟15國排放卻上升近百分之6，增長速度是美國的3.4倍。06年美國更首次在經濟增長下二氧化碳排放錄得1.3%減幅。

事實上，《京都條約》除了訂下一大堆「減排目標」讓傳媒炒作之外，目前為止似乎一事無成。Global Carbon Project的報告指出，《條約》定立後全球在00至04年的二氧化碳的每年增長率反而上升至3%，差不多是90年代的三倍。趕着發大財的中國可沒有空玩這個徒勞無功的遊戲，最近在發表首份《應對氣候變化方案》時，中國表明不會對任何量化的減排目標作出承諾，並指歐盟的控制暖化目標沒有科學根據，直言不會因為應對「暖化」問題而犧牲經濟增長。除中國外，經濟同樣急速發展的印度也拒絕任何具體的減排目標。

《京都條約》的最大問題是假大空。就算認同排放二氧化碳是「暖化」的「元兇」(實際上並沒有科學根據)，以全球角度來看，是誰排放的其實並不重要，因為美國的二氧化碳並不會比中國的帶來更多溫室效應。但《京都條約》卻只就西方簽約國訂下大堆減排目標，卻迴避了新興國家的排放﹕中國和印度92至02年二氧化碳排放急增三成三及五成七，近年中國的排放速度更加快，估計最快今年便可取代美國成為最大排放國，但兩國的排放卻不受限制，反而可以透過出售「二氧化碳排放權」(carbon credit)賺錢。

從剛完結G8峰會的宣言來看，各國似乎已經接受了美國的策略，就是減排必須得到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參與，宣言雖然提出全球在2050年減少排放一半的目標，但再沒有為各國訂下具體的減排指標，反而確認各國可按照國情訂立政策﹔宣言同時也確認了美國一直認為應以市場和科技推動減排的重要性，沒有再提及甚麼「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了。雖然左翼環保分子視今次G8為一項失敗，但實際上，其正是由過去的假大空走向務實的重要一步。

7月14日: 歐盟對自己制訂的mile per gallon (MPG)目標將不能達到
7月15日: 南美小國蓋亞那批評《京都條約》不能鼓勵對樹林的保育
8月09日:日本將不能達到其《京都條約》減排目標
8月19日: APEC unlikely to accept binding gas target
8月23日: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首腦認為《京都條約》要求先進國負起大部份的減排是不合邏輯, 但他的提議-由先進國出資給發展中國家去減排, 實際上是種環保殖民主義.
11月20日: Japan Needs Measures to Avert $10.5 Billion Carbon Credit Cost
12月02日: EIA Report: 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Declined 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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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綠色和平遇上中國‥‥

中國預期最快今年便可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

最近，中國表明不會因為所謂「全球暖化」問題，而犧牲經濟增長，並且不會對任何減少排放的量化目標作出承諾(China will not commit to any quan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同時，綠色和平最近又在德國參與示威，反對工業國導致「全球暖化」。示威最後演變成暴亂，千人受傷。那麼，你估激進的綠色和平對中國又會有甚麼反應？

原來他們說﹕支持中國﹗

看起來好像很「激進」的平，為甚麼一遇上中國，便會馬上腳軟起來？

想知答案，重溫本網之前的評論「不方便(兼政治不正確)的真相」吧﹗

8月4 日: 雖然大家都知中國污染問題嚴重, 而且可能已是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 但根據明報報導, 綠色和平項目經理陳宇輝竟然認為「中國政府在處理氣候變化問題上，態度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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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污者自付」和「環保」無關的膠袋稅

在民粹政治日益膨脹之下，看看香港變成了甚麼樣子﹕禁煙法一刀切地剝削了街坊在公園、茶餐廳等地的吸煙自由，煙民往往要在更擠逼的街道抽煙，增加了與非吸煙者之間的矛盾﹔一名網民只展示了一個可連接色情照的超連結，因而被定罪兼留有案底﹔建議中的膠袋稅，派免費膠袋的將犯法，拿免費膠袋可能被捕﹔另外，將來在地鐵講粗口可能也要坐監。

以上的措施，都有廣大的民粹政客和傳媒支持，雖然有關措施的理據和邏輯往往含混不清，但卻懂得以一些「政治正確」的口號作為包裝，都是「為了大眾著想」，令反對的意見看起來很不識時務，結果是就算看見有問題，個個都會默不作聲。

就以膠袋稅來說吧，背後的理據究竟「污者自付」？還是「寓禁於徵」？支持的人始終說不清楚。事實上，一句「污者自付」壓下來就要市民無條件接受是不合理的，如何計算成本才是關鍵。

以環保署指香港人每年共用18億個購物膠袋計算，每個五毫子稅款，稅款總共就是9億元﹔可是，每年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的總成本才是12億，而家居棄置的顏色膠袋，佔都市固體廢物卻不足一成。這樣的成本計算方法，就是符合「污者自付」原則嗎？

如果只要為了「寓禁於徵」，那麼政府為何要先向膠袋開刀？「膠袋不能自然分解，所以就是不環保」這種說法十分荒謬。現代堆填區的密封式設計，實質上其實就是用一個超級大膠袋把垃圾包住 ─ 堆填區周圍以至少一層聚乙烯防滲膠圍住，而聚乙烯正正是製造普通膠袋的原料。

為甚麼堆填區要用防滲膠密封？原因就是怕那些「可以自然分解」的垃圾，在分解時排放有害的氣體和液體，只有密封才可把會污染的氣體和液體收集處理。 那就是說，堆填區的建造成本高昂，主因就是要處理「可分解」的垃圾，如果只是處理「不可分解」的膠袋，堆填區設計可以簡單得多。

其實大家心底都知道，一個重量只有約5克的膠袋，相比起我們每天閱讀、每份起碼500至600克的報紙，對環境並不來得特別污染。政府之所以先挑膠袋開刀，只因為其看似「無傷大雅」，容易下手﹔試想想，如果要禁止派發的是免費報紙，阻力肯定要比禁派免費膠袋大得多。

這亦是反對膠袋稅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寓禁於徵」其實可以套用任何一種產品，現在接受膠袋稅，就有如給政府開出一張沒有填上銀碼的支票，使政府日後可以「環保」之名推出其他相似的稅項，禁這禁那，到時大家還有反對理由嗎？ 而事實上，政府亦有此打算。

政府的干預一旦開了頭，往下去只會不斷升級﹔就算把膠袋、香煙、粗口一一禁絕，報紙的頭條依然會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公眾健康危機」、「生態災難」、「色情氾濫」等等駭人聽聞新聞，到時民粹的政客又會大力催谷新的干預措施。這種越來越左的大政府趨勢，正將香港推向一個類似新加坡的大家長式社會，對重視個人自由的市民來說，顯然是一個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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