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italist Hell, Communist Hell and Islamic Rage Boy

推薦這文章因為有一個前蘇聯時代的笑話和介紹大家認識薄有名氣的Islamic Rage Boy。

2007年12月29日: Palestinian Rage Boy

令人心寒的人口失衡「解決方案」

中國人口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十年之後，估計適婚男人的數目，將比女人多二千萬至三千萬，這情況可怕嗎？未算。若然看過最近傳媒知識分子就此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你會發現那才真的叫人心寒。

七月七日《明報》的社評指，內地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源頭是「一孩政策」，要求內地政府作出全面檢討。讀到這裏，筆者還以為一向支持政府干預的《明報》社評人，這次終於拿出道德勇氣，要求中國政府廢除這條踐踏人民基本生育權利的惡法。可是再往下看，才知道原來是另一個噩夢的開始。

原來，《明報》社評認為內地要加大對人民生育的控制來「迅速扭轉出生性別比例」，方法是「利用一孩政策的罰款功能，對出生性別比例作出干預」﹕「如果超生的是男孩，罰款將加重；超生的是女孩，罰款將減半，甚至不罰款」。

這個建議實在荒謬絕倫。首先，生育是人類的天職，要對生育作出「處罰」，概念上已屬極不道德。退一萬步來說，一個人是否有罪，根據普通法原則，應以他所做的行為，而非其行為的結果來決定。在進行授精懷孕這「行為」時，孕婦根本無從控制其胎兒到底是男抑或是女，但《明報》卻要以其誕下嬰兒的性別「結果」作為衡量懲罰的標準，「罰男不罰女」，像擲骰子般決定當事人應否被重罰，簡直就是違反了一切公平的原則。

更不道德的是，所謂「罰男不罰女」，實際上是鼓勵人們進行「重女輕男」的選擇性墮胎。儘管整篇社評完全迴避了「墮胎」兩字，但正如上述所言，懷孕的結果是男或是女，大家都控制不了，《明報》卻建議加重罰款來阻嚇人們超生男嬰，其潛台詞明顯不過就是要以經濟手段來鼓勵孕婦從第二胎開始，一發現是男嬰便將之打掉，以免受罰。為了「扭轉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竟想出如此不人道的手法，傳媒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智慧」果真令人大開眼界。

《明報》社評既然明白一孩政策才是問題的源頭，何不對症下藥、直截了當地建議內地廢除一孩政策呢？相信這又是其一貫的大政府的極左思想作怪，就是不願意放棄對生育這個人類基本權利的操控，反而要「採取一些非常措施，運用法律、經濟等手段標本兼治」，卻忘記了現在的人口失衡問題，正是政府的干預一手促成。

事實上，中國幾十年來的人口問題，正是妄想透過政府干預進行社會改造工程的最典型失敗例子。毛澤東以「人多好辦事」為理由，鼓勵生育，結果是人口過多﹔為了解決人口過多，共產黨走向另一個極端，推出侵犯人權的一孩政策，結果卻是性別失衡。每一次干預都帶來了新的問題﹔要去解決新的問題，結果又帶來了更激進和更侵權的干預。現在，傳媒知識份子竟然連生男或生女也要管，建議鼓勵「重女輕男」的選擇性墮胎，如果還是未能解決問題(或帶來其他問題)，我實在不敢想像下一個「解決方案」將會是甚麼﹗

在編輯室的電腦桌上，許多傳媒知識份子都會不自覺地扮演起上帝來，在文字檔案裏頭腦發熱地打造他們的「理想社會」。他們自以為「知道了一切」(know it all)，把一個個有獨立思想的人簡單地看成是一堆數字，認為所有行為都可以透過政府定下的賞罰機制來「調節」，「調節」不來只因為罰得不夠重﹕出生的男嬰比女嬰多嗎？加重男嬰的罰款吧。引入膠袋稅後，市民仍然「濫用」膠袋嗎？再提高膠袋稅吧。

但事實卻是﹕扮演上帝的人，同時也是否定上帝存在的人。就像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一樣，他們原意或許是要打造一個人間天堂，但結果卻是把社會推向一條通往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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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的40年預測

7月16日各大報章引述天文台台長林超英預測指香港40年後恐無冬天。

問題是﹕天文台「預測」40年後天氣，可以有多準確呢？

去年，天文台推出季度天氣預報機制，準確率是「約五成」(可參閱本網之前評論)。對一季的天氣預測，準確率尚且只得「約五成」，40年的預測，你猜準確率會有多「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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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與太陽無關?

明報7月12日報導一項研究分析了1985年起25年間太陽活動及其釋放出的能量、宇宙輻射強度並與同一段期間地球平均氣溫變化做比較，發現近20年太陽釋放的能量是呈現衰減的，但地球溫度卻是上升中。因此駁斥了全球暖化與太陽有關的說法。

地球溫度由40到70年代是下降, 曾經引起「全球冷化」恐懼, 但同期二氧化碳含量(1, 2, 3)卻一直增加, 如用同樣邏輯, 是否可以駁斥全球暖化與二氧化碳含量有關的說法?

暖化論者經常指地球溫度在過去百年因人類大量排放二氧化碳而上升, 為什麼這研究只強調近20年太陽的變化? 可能是因為其他研究(1, 2)指出近百年來太陽活動比過去增強了? 又一個不方便的真相。

另一更不方便的真相就是地球(平均)表面溫度記錄最高是在1998年, 差不多10年來都沒有再達到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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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空飛機

蘋果報導中國最近成功研製小型的超低空飛機, 原來超低空飛機Ground effect vehicle並不是新發明, 蘇聯早在60年代已經秘密研製成功巨型的Ekranoplan, 這是一段有關的短片,而美國波音也研究過以相同原理開發有史以來大的飛機the Pelican。

「環保」背後的金權關係

最近，千人排隊搶購英國名牌「限量版」環保布袋，引發集體鼓燥，其網上拍賣價被炒至過千元，台灣的搶購民眾更出現人踩人。場面雖然滑稽，但事實上並無不妥。所謂「環保概念」產品，其實與傳統商品無異，往往都涉及龐大商業利益，分別只在於在政府環保政策的庇護和傳媒的吹捧之下，其價格往往可以炒得更高。

「環保概念」其實一直都被用來炒賣賺錢，只是香港的傳媒視而不見，只習慣把環保分子及相關人士的新聞稿或報告照抄，便當作是新聞發放，完全沒有經過核實，對當中涉及的潛在利益衝突更是不聞不問。這種做新聞的手法，其實比市民高價搶購環保袋更荒謬和更滑稽。

投資銀行里昂證券(CLSA)去年發表了一份有關「全球暖化」的報告，之後就一直被傳媒及環保組織(如綠色和平)廣泛引用。該報告最近又被《蘋果》引述，指全球氣溫若上升三度，「香港的維港兩岸會水浸，連添馬艦新政府總部也會被水淹沒」。

「全球暖化」這個假設，不管其如何粗疏，怎也應算是個科學範疇的議題吧？里昂只不過是間證券行，又不是甚麼科學機構，其報告真的值得一再被引用嗎？更重要的是，傳媒將報告內容照單全收，卻從沒有說清楚背後的利益關係。

事實上，里昂的大股東法國Credit Agricole，便是歐洲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carbon trading）市場最活躍的交易商之一。在「全球暖化」的潮流下，排放權交易近年越做越大，根據MarketWatch的報導，全球的交易量今年預期有四百億美元，有估計到2010年便會升至二千億美元。

利之所在，銀行家都可以變身成科學家。里昂近年大力推廣「人為二氧化碳導致全球暖化」的理論，去年便贊助了美國前副總統戈爾這個「環保鬥士」所製作的科幻電影《絕望真相》在港首映，而戈爾則應邀出席了里昂的投資論壇，那份「權威」的報告，便是那個時候推出來配合宣傳。以上背景資料，傳媒隻字不提。可以想像，假如有石油公司發表報告駁斥全球暖化理論，傳媒的態度將會截然不同，極可能會將之說成是石油財團「反環保」的陰謀﹗

財團可以透過「全球暖化」賺錢，卻不代表對「暖化問題」會有幫助。歐洲實行了兩年多的排放權交易體制，到頭來二氧化碳的排放卻是增加而非減少。原意是透過排放權交易達到減排目標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連基本的監察也無法做好，結果是減排成效微不足道同時，又衍生了大量弄虛作假行為。

透過出售排放權賺錢的發展中國家減排項目，許多被揭發原來完全沒有減過排。一些所謂「減排項目」，原來只是種幾棵樹，然後聲稱有關樹木可以在未來五十至一百年吸走同等數量的二氧化碳﹗不過，無論排減的成效如何，對交易的中間人來說卻毫不重要，因為他們在買賣中早已袋袋平安。

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所引發的種種荒謬，揭示了在渲染「全球暖化」背後的金權利益關係。事實上，最終減不減到排根本無關宏旨，因為力主設立排放權交易的都是些商家和政客而非科學家。例如，被揭發造假帳的美國最大能源交易商安隆(Enron)，當年便是極力鼓吹設立排放權交易的財團之一，其更是克林頓/戈爾政府在京都條約談判上的主要智囊。然而，在安隆欺詐案曝光之後，傳媒卻絕少提及這些「不方便的真相」。

商家、銀行家，以至在戈爾Live Earth獻唱的搖滾巨星，全是社會上最高收入的人，他們過的都是最高消費、也就是環保分子所聲稱的「最不環保」生活，但他們往往卻懂得和「環保分子」埋堆，而環保分子也樂意和他們結盟。本來，在一個商業社會，這些利益關係平常不過，但經常自稱「公平、公正」的傳媒，對之視而不見不特止，更主動為他們築起道德高岸，吹捧成為「環保鬥士」，這才叫人噁心和不安。

2007年7月17日: 'Green' town halls spend millions on advisers
2007年7月24日: Friends of the Earth Europe is a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2007年8月14日: Carbon Market Encourages Chopping Forests -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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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29日: $500 Million Worth of Eco-hypocrisy
2007年9月10日: Climate Fight Brings Mega Profits to EU Power Firms
2007年10月5日: Al Gore Getting Rich Spreading Global Warming Hysteria With Media’s Help
2007年10月28日: Be wary of climate polic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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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之都不斷製造仇恨對象

回歸十周年，香港逐漸變成了民粹之都，在民粹政客和傳媒「政治正確」的口號之下，不少市民只為保留他們傳統的固有習慣，卻因而遭受歧視或懲罰，甚至淪為社會上的二等公民。

今年初開始，當一個有尊嚴的吸煙者踏出家門以後，每每發覺目前的禁煙法例，根本令他無法在不影響別人的情況之下抽煙， 因為差不多所有空曠或人少的地方，例如公園和大廈梯間等，已經全部列為禁煙。結果，守法的他只好在擠逼的街道上抽，向每名路過的行人「兜口兜面」地送上二手煙，惹來旁人無數的白眼。那一刻，他成了「吸煙危害公眾健康」的示範人辦。

事實上，將禁煙範圍非理性地無限伸延，令吸煙人士「無處容身」，使其成為社會上的「二等公民」，正正符合了禁煙法這條民粹法例的「立法原意」。打從民粹政客要一刀切在戶內禁煙，又將禁煙範圍極速擴大至公園、海灘以至燒烤場等戶外地方開始，整條法例的原意實際上已由「維護公眾健康」變質為「懲罰煙民」。

就因為政客一句「不健康」，煙民數十年來在茶餐廳邊喝咖啡，或在酒吧一邊喝酒，一邊閒適地抽煙的傳統習慣，一下子就被立法者抺掉了。

下一個被抺掉的將會是市民善用購物膠袋的傳統習慣。很多市民都有一個習慣，就是將超市購物膠袋拿回家，當作垃圾膠袋使用，當中除了節省金錢之外，更加符合家居衞生，因為購物膠袋尺碼適中，不大不小，一盛滿了就可丟棄，不像大型垃圾膠袋般，常常要等到積滿大量垃圾後才拿去丟棄那麼影響衞生。

可是，民粹政客和傳媒對這種既環保又衞生的習慣就是看不過眼。打着「環保」和「用者自付」的口號，他們推動開徵膠袋稅，並要立法禁止市民索取免費購物膠袋。他們沒有解釋在高呼「用者自付」同時，建議中那五毫子的膠袋稅款，為何可以高出處理膠袋廢物的成本那麼多。他們的邏輯只是﹕膠袋「不能自然分解」，價錢又那麼低，所以必然會被市民「濫用」，故此必定會是「不環保」，講多無謂。任你列出多少論據，證明一般市民其實沒有濫用，他們聽不入耳。

甚麼「用者自付」，其實都只是沒有論據支持的門面說話。和禁煙法一樣，開徵膠袋稅，真正用意是要懲罰和阻嚇那些民粹政客認為是「罔顧環保」的「刁民」。

由反吸煙至反膠袋，民粹輿論引發出來對個人自由的限制，預期將會越來越多，下一個目標可以是「不環保的」樽裝水，又或者是「不健康的」煎炸食物。最壞的是，推動這類民粹運動背後的心態，往往並不是真的為了解決問題，而是要在社會上揪出某一類人為傳媒渲染的所謂「公眾健康危機」和「生態大災難」負責，成為大眾怪責的對象，而其他市民亦可趁機把平日對社會的種種不滿，發洩到他們頭上。故此，這類運動骨子裏其實是建基於對他人的仇恨心態，而非建基於理性和寬容，而且往往會變本加厲，因為政客須要不斷找尋新的仇恨和歸咎的對象。

英國哲學家羅素曾說過，共產主義者都有一個錯誤的心態，就是認為一個好的國家可以由一場植根於仇恨 ─ 對資本家和地主的仇恨 ─ 的運動所促成，但事實上，由於共產主義者一早已養成了仇恨的習慣，即使在取得勝利之後，都只會本能地不斷尋找新的鬥爭對象，結果他們所創造的是地獄而非天堂。

回歸十周年，大陸專制的共產黨全面向資本主義靠攏﹔反觀香港則在走回頭路，由民主黨至公民黨所謂的泛民主派，路線一個比一個左，迷信政府的禁制可以改造社會，為了推動他們的干預主義，往往更不惜在社會上不斷製造新的仇恨對象，這種心態，其實與羅素批評的共產主義是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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