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ecutal Moron

明報8月26日社評「由金鷹到阿柑 由人情到個人選擇」認為漁護署應考慮社會上愛狗人士的呼應，聯絡狗隻訓練專家去領養曾狂噬主人手臂的金毛尋回犬阿柑, 並說這爭議「不但涉及法理與人情的平衡，亦考驗港府對個人權利和責任的考量，是值得社會思考的課題。」

黃牛本來對這事件沒有什麼興趣, 阿柑被領養或人道毀滅都有其道理, 但明報社評人不知何故硬要多此一舉, 搬出彼德辛格Peter Singer來支持其論點:

• 對於重視動物福利的市民來說，狗命不可苟且。正如英國哲學家彼德辛格的著作《動物解放》說：「死亡，從來就不是不痛苦的。」動物被人道毀滅，奪去生命的過程仍是非常痛苦的。尊重動物生命，亦是人道和進步的做法，而這正是吃狗肉被視為不文明和野蠻的原因。將阿柑人道毀滅，是在狗主梁太的感情傷口上再灑鹽，亦會向社會宣示了不重視生命的信息。

彼德辛格可說是典型的Intellecutal Moron, 說他「尊重動物生命」, 正確的其實是「不尊重人類生命」, 辛格認為動物和人類一樣有權利, 認為動物歧視speciesism在道德上等同種族歧視, 近年來的激進的動物權益運動便是受其理論啟發, 以其著作《動物解放》為名的激進組織動物解放前線更在美國和英國認為是個恐怖威脅。

辛格除了同意利用非法甚至暴力手段去「解放」動物, 還提倡殺嬰infanticide和安樂死Euthanasia, 也認為人獸交沒有什麼不對, 明報社評人引用辛格的說話用意是什麼? 是表示對辛格激進理論的認同? 還是根本不知道辛格是這樣的荒謬?

還有, 辛格不是英國人, 而是澳洲人。

9月17日: Call to resist animal rights 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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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快的快樂謬論

「怎樣才會快樂」從來都是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有錢故然不一定快樂，擁有自由也未必能夠快樂，童年是許多人一生最快樂的時光，卻往住亦是最受別人管束的一段歲月。由此可見，「快樂」這概念既主觀又難以捉摸。但許多傳媒知識分子偏偏卻不是這樣看，他們不但自以為了解別人怎樣才會快樂，更自大的是，他們要鼓吹政府去干預「人民的快樂」。

嶺南大學最近公布的2007年的「香港快樂指數」跌至三年以來低位，傳媒知識份子於是又大造文章，歸咎這是政府「單靠發展經濟的單線思維」所造成的結果，故政府有責任建立一個「更符合社會公義的社會」，改善市民的快樂。

怎樣才算一個「不單靠發展經濟」而又「符合社會公義」的「快樂社會」呢？傳媒知識分子給我們舉了一個現成的例子﹕不丹。為甚麼？因為不丹是全球最窮困的國家之一，卻可以在英國心理學家Adrian White編製的「世界快樂地圖」排名第八，比排名第六十三、「單靠發展經濟」的香港高出一大截，故此值得香港借鏡。傳媒知識分子如是說。

筆者不知道不丹人民是否真的很快樂。我只知道，不丹一直以來是個專制的國家，該國對電視和互聯網的禁令，直至1999年才被國王撤銷。這樣的社會，就是「更符合社會公義」了嗎？事實上，如果大家看過那幅「世界快樂地圖」，便會發現越富裕的地區，整體而言人民便越快樂。作者Adrian White也認為，整體上快樂地區的元素包括良好的醫療、高人均收入和普及的教育，但卻沒有包括所謂「社會公義」，例如日本和南韓的人民收入差距較小，理應「更符合社會公義」，但他們的「快樂排名」卻比中國和香港還要低﹗

就算是嶺南大學的土炮「快樂指數」，實際上亦顯示了財富和個人快樂的關係。在指數中，最不快樂的香港人是失業和低技術人士，正正反映了發展經濟的重要性，因為按照同一邏輯，經濟一旦衰退，失業人數上升，不快樂的香港人肯定只會更多。

傳媒知識分子借題發揮，先拿不丹把香港揶揄一番，復再要求政府「以提升市民幸福快樂為己任」，無非是乘機宣傳其一貫大政府、反市場的左傾思維﹔透過政府干預把「快樂的感覺平均分佈在社會各階層」，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平均主義。其所謂增加港人快樂的「意見」，就更加不知所謂﹕甚麼「居住環境可以在石屎森林以外」、「保存社區價值」、「維護香港人的價值」(可笑的是，連「公餘與家人共聚，多撥出時間運動」也算作是港人的價值﹗)，筆者實在看不出靠這些「政策」如何可以令失業和低技術人士更快樂。

正如有錢不一定快樂一樣，「在石屎森林以外居住」也未必會快樂﹔一個追求事業上成功感的人，政府若以「最高工時」等立法，逼他多陪家人、多做運動，他會開心嗎？政府保留皇后碼頭等「集體回憶」會令市民快樂嗎？有沒有想過一個中環的上班族，是多麼的渴望擴建後的馬路，可以令他多點公餘時間與家人共聚，而不是浪費在塞車上？傳媒知識分子只懂按照自己的意思，將人對快樂的追尋徹底簡單化，難怪會被人看成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了。

正如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所言，政府要保護的是人民「追尋快樂」的權利，而不是把人民當成是小孩般，以干預的手段「提升」或「平均分配」他們的快樂，因為真正的快樂只有個人自己才知道，也只能靠自己去爭取。在經濟好境時，看到別人升職加薪或炒股賺大錢，因出於妒忌而感到不快樂的話，那完全是個人的問題，真正要「好好反省」的是個人，不是政府。左翼傳媒指鹿為馬，把責任通通推到政府身上，在社會上煽動非理性的民粹情緒，這種行為，本身才是最令人不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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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8日: Happiness: Enough Already

矯揉造作的「激情」

在最高法院駁回保留皇后碼頭的司法覆核之後，「本土行動」成員朱凱迪向記者表示失望之餘，更呼籲市民不要盲目接受法官判決，並且希望大眾明白他們的工作是要市民「知道需要甚麼、價值是甚麼」。

問題是﹕曾在伊朗學習波斯文的朱凱迪，真的在乎市民大眾「需要些甚麼」嗎？朱凱迪說﹕如果拆卸了皇后碼頭，他便「不懂得怎去講香港四十年來的公民抗命歷史」。他可知道這番說話，對一般市民來說是既矯情又「難頂」的嗎？

事實上，「矯揉造作」正是整場保衞皇后碼頭鬧劇的最佳註腳。就算像我這樣「擁抱殖民地歷史」的人來說，當聽到古物諮詢委員會把只有五十多年歷史、設計簡陋的皇后碼頭，列作「一級歷史建築物」，感覺上已相當牽強﹔及後看到「本土行動」又要絕食、又寫血書來保衞這座「涼亭」，誇張之餘，更是貶低了「公民抗命」的意義。

爭取保留「涼亭」要絕食，如果爭取的是重要得多的自由和人權，那又會如何抗爭呢？在香港，情況卻只是舉舉橫額、喊喊口號，或是像萬聖節嘉年華般，抬出一個紙棺材。這便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公民抗命了。這樣的「激情」，不要說一般市民難以理解，就算甘地、馬丁路德金等公民抗命的先驅，泉下有知，看過後相信也會大為皺眉。這也是一般市民認為某些人士「太激進」的原因。

「皇后碼頭」是個值得「激烈抗爭」的議題嗎？任保育人士把碼頭說成是甚麼「現代實用建築主義形式」、甚麼「見證本港戰後的急速發展」，但大部分市民就是不為所動，並不覺得這個設計簡陋、年份短淺的碼頭有甚麼特別的歷史意義，留保與否，也不涉及「社會公義」的問題，純粹只是一個理性的取捨﹕要麼就保留這樣一個舊涼亭，要麼就把它拆掉，開闢一條新馬路來方便大家，然後或者再花點錢原址重建，或選址重建。對一般市民來說，當中實在沒有甚麼激情可言。

市民激情不來，保育人士和其支持者於是又搬出一些相似是而非的理據，指拆卸碼頭這是特區政府「赤化」香港的陰謀，又說碼頭是「可持續發展」的旅遊景點，但事實上，改善中環交通不是對旅遊業有更大幫助嗎? 保育人士一廂情願，視保衞皇后碼頭為他們整個保育運動的一部份，但理性的香港人對保育只會採取case-by-case的態度。

「本土行動」挑選這種毫無爭議性的事件來「激烈抗爭」，市民普遍雖然並不認同，但由於有關「保育」的議題，政治上十分正確，大家充其量都只會像林鄭月娥般說﹕「我們都年輕過，明白你們的激情」，不會深責。若真的要捍衞傳統價值，「本土行動」為甚麼不挑選一些更重要的「政治不正確」議題目去抗爭呢？例如，在電視機中看見一些「碼頭衞士」是吸煙人士，為甚麼他們沒有絲毫激情去爭取政府廢除那條一刀切的禁煙惡法呢？

不要忘記，在禁煙法之下，公園、酒吧、酒樓和茶餐廳等地均一刀切禁煙，八十萬煙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一夜之間變成了真正的「集體回憶」，為甚麼「本土行動」對此竟沒有哼過一聲？

事實上，那些保留皇后碼頭的所謂「理據」，套用在捍衞吸煙自由上似乎更加合適﹕作為一種傳統習慣，吸煙與港式飲品「鴛鴦」和「絲襪奶茶」，是港式茶餐廳的「獨有佈局」﹔在酒吧、食肆等地「原址重建」吸煙區，「技術上」更是絕對可行。更重要的是，一刀切的禁煙法剝削個人選擇的自由，「激情」地爭取廢除此惡法，實在遠比爭取保留那座「涼亭」來得更有意義，「激」得更加有理。

法新社被踢爆

數天前法新社發表了一張照片, 照片中的伊拉克老婦手拿兩發子彈向鏡頭展示, 訴說是美軍在作戰時射中其民居, 但很快被踢爆照片造假, 因為那兩發子彈明顯是全新的, 從未被發射過。

其他新聞社被踢爆的例子(1, 2)

阿拉法死於愛滋病?

阿拉法的醫生和PFLP的領袖分別承認巴勒斯坦已故領袖阿拉法患了愛滋病, 難怪法國前總統席布拉克要隱瞞阿拉法的真正死因。

資料來源: Advice Goddess

精確言論

It is 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 to use energy and it's the nature of liberalism to feel bad about it

找人出氣

股市大起大落，自然有人要找人出氣。

明報8月17日的社評《評級機構信用破產 香港應該引以為戒》，便是找標準普爾和穆迪等評級機構來出氣﹕

‧標準普爾和穆迪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使得它們的信譽大打折扣。香港政府和投資者‥‥今後不應該再因為獲得它們提高評級而沾沾自喜

‧美國華爾街的銀行家‥‥利用次按貸款創造出許多複雜的金融產品，然後，在那些國際著名信貸評級機構的保駕護航之下，成功地將這些產品出售給全球各地的投資者。

可能是被股市的波動弄致情緒失控，明報社評人忘記了，一直以來，最看重評級機構的，其實是他自己。

例如04年3月的社評在批評香港的財政時，便以評級機構來恐嚇政府﹕「評級機構會怎樣看香港財政前景？難道真的要到了評級下降，利率上升，我們才懂得改弦易轍？」

02年10月，當標準普爾調低香港評級展望時，明報社評則稱讚是「苦口良藥」，並叫政府「正視標普的警告」。

將不同風險的債券組合起來，原意是要分散風險，現在一出事，明報馬上翻臉不認人，指其「信用破產」之餘，更把評級機構的風險評估，說成是促銷金融產品的「保駕護航」﹗

金魚缸內，果真見盡人性。

極端伊斯蘭主義在英國

爭議性的英國Channel 4的記錄片“Dispatches: Undercover Mosque”

2007年11月20日: 英國警方竟然投訴這記錄片破壞種族關係
2007年12月10日: Death threats can't stop me being a Christian, says imam's daughter
2008年2月14日: 17,000 women are "honour" victims every year in Britain
2008年2月14日: British minister warns of birth defects amount 'inbred' Muslims
2008年2月28日: Film makers to sue police for li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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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jecting radical Islam - one man's journey

路透社再次被踢爆

上星期傳媒廣泛報導俄羅斯兩艘潛艇成功在北極海床插上國旗宣示主權, 原來引用的路透社圖片被踢爆並不是當時實地拍攝, 而是當年搜查鐵達尼號時拍攝, 部份情節更在電影《鐵達尼號》中出現過。路透社被迫把照片說明作更正(1, 2)。

而首先發現圖片有問題的這個13歲芬蘭少年。

伸延閱讀:
這裡文章(1, 2)列出近年來美國傳媒醜聞
Why Those Russian Submarine Heroics Looked Familiar
U.N. May Give Black Gold at North Pole to Russia
Media Dishonesty Matters

2008年1月28日: 路透社又被踢爆幫哈馬斯偽造停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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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被懷疑偽造照片

「共識科學」解釋不了的「藍天」和「暖化」之謎

可能上天受到去年曾特首呼籲「藍天行動」所感動吧，香港今年夏季藍天無雲的日子特別多。藍天代表雲量稀少，而雲越少則日照越強勁。根據天文台的數字，七月的日照時間高出正常一成四，平均雲量卻較正常低近一成，月底開始更出現了破紀錄的「馬拉松式」酷熱天氣警告。
藍天的日子多了，那麼，經常矯情地高呼「香港何時重見藍天」的左翼環保分子，今年理應可以額手稱慶了吧？事實卻不然。眾所周知，除了追求「藍天」之外，環保分子的另一個訴求是「對抗暖化」，但偏偏兩者卻存在矛盾。正如上述所言，藍天代表雲量稀少、日照強勁，結果是地面的溫度更加「暖化」。

既要「藍天」，同時又反對「暖化」，環保分子的訴求充滿矛盾，也反映了他們信奉的「人為全球暖化論」，立論的基礎是如何粗疏。事實上，藍天無雲、烈日當空，會令溫度上升，正好說明了太陽和雲是影響地面溫度的兩個主要因素，同時也是環保分子在鼓吹「人為暖化」時每每避而不談的兩大要素。

科學研究亦顯示，太陽黑子(sunspot)的活動周期可能是影響了全球氣溫變化的主要因素。上世紀，太陽黑子活動是一千年來最活躍，直至最近二十年才穩定下來。這與上世紀地球溫度的變化出奇地吻合﹕上世紀的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大約攝氏0.6度，98年時是最高，之後便穩定下來(沒有錯，近十年來地球根本並非如環保分子所說般越來越熱)。太陽活動與地球氣溫變化的關聯性，合情合理，但奇怪的是，環保分子一開始便認定地球的暖化與太陽無關。

與太陽一樣，雲是另一個影響氣溫變化而又難以捉摸的因素。難以捉摸的原因主要是雲對氣溫具有兩個性質相反的影響﹕低層的雲可以冷卻地面，高層的雲則有助留住下層的熱力，令氣溫更暖。就算雲是怎麼形成這樣基本的問題，當中其實還有很多爭議，最近有科學研究便顯示宇宙射線對雲的形成，有著很大的影響。《經濟學人》最近的文章便引述多項科學報告指出，在科學界未曾掌握雲這個變素之前，以「電腦模擬程式」預測氣溫根本難言準確。

環保分子可沒有這份耐性。他們罔顧科學上許多仍未可充份掌握的氣候變數，堅信電腦模擬程式推算出來的結果，聲稱這是「科學界的共識」。他們的所謂「共識」其實很簡單，就是任何不合心意的天氣，例如熱浪和風暴等，通通都是「人為全球暖化」造成。合心意的天氣 ─ 例如近日其實是「不太正常」的持續晴朗 ─ 則不算。當然，近年香港颱風次數大為減少，也和「暖化」無關。

環保分子可能不知道，證實的科學是從來不講「共識」的。在愛因斯坦年青的時候，當時科學界的「共識」是時間和空間都是絕對的，如果當年他也像今天的環保分子那樣，講求「共識」的話，這個世界便不會有相對論。

與證實科學不同，「共識科學」由於政治正確，「永遠不能被否證」，環保分子於是可以藉此推動各式各樣的政府干預，如開徵環保稅、實施環保配額等。他們會說為了達成崇高的「環保目標」，限制部分個人自由乃是無可避免的手段。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藍天」所帶來的酷熱提醒了我們﹕定下一堆煽情感性、但內容空泛矛盾的「目標」，以確保問題「永遠不可被解決」，才是推動干預不斷升級的最佳手段﹗

「科學共識」加「電腦模擬程式」，之前能預計香港今個夏季會有這麼多「藍天」嗎？環保分子對「電腦模擬」那麼自信，為甚麼其預測從來都只是針對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後的氣候，到時有關人等已經不在其位、甚至不在人世那麼遙遠呢？「電腦模擬」能告訴大家，明年香港會有多少「藍天」嗎？對環保分子來說，這些無疑都是非常「不方便」的問題。

8月11日: 後年氣溫勢創新高? (但同時承認了1998 年是最熱, 之後氣溫一直穩定, 雖然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上升)
10月4日: UK Judge: Schools must warn of Gore climate film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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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派」的「不拘小節」謬誤

香港的傳媒知識分子多數以開明的自由派自居。可能就是因為太「開明」吧，他們撰寫時事評論，很多都習慣「不拘小節」，不但沒有列出資料來源，更不會交待事件的始末細節，結果是不清不楚，謬誤叢生。

《蘋果日報》7月21日《探針》的一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開明」的作者是如何地「不拘小節」。文章論述美國最高法院最近的判例明顯傾向保守，暗示布殊父子所任命的法官都是一些「不開明」、甚至「極端保守」人士。文章提及的判例分別涉及對婦女墮胎、學生言論自由和種族融合政策的限制，作者指這些判決「顯露了保守派的烙印」和令保守派在「文化戰爭」中佔了上風，可是卻完全沒有交待這些判例的內容是什麼。

讓我們先看看有關婦女墮胎權的判例。原來，其涉及的是美國國會在2003年以大比數通過的一條法律，禁止一種名叫Partial-Birth Abortion的墮胎手術。而最高法院的判決，則是確認這條法律沒有違憲。問題是﹕為甚麼這種手術會被禁止呢？聽過它的手術過程大家便會有點頭緒。

原來，這種手術的過程是先把胎兒的大半身拉出產道(partial-birth)，只剩下頭部在裡面，然後再用工具把胎兒的腦袋吸走，最後把胎兒取出。大家可以自行判斷這手術應否被禁。更重要的是，是否禁止這手術，其實並非最高法院判決的範圍，它的判決只不過是要裁定禁止該項手術的法律有否違憲罷了。事實上，通過了的聯邦法律亦容許各州就是否禁制這種手術自行立法。

涉及學生言論自由權的判例則是這樣的﹕在2002年阿拉斯加一所中學的學生，在學校安排下觀看奧運聖火的傳送過程，一名學生卻在電視台鏡頭面前拉出一個寫上「BONG HiTS 4 JESUS」的橫幅。 BONG是指用來吸食大麻的煙斗。該名學生結果被學校罰停學十天，但他卻認為其言論自由權被侵犯，告上最高法院，最後的判決是校方並沒有做錯。但在《探針》作者眼中這判決卻是「對中小學生言論自由權的限制」。

對種族融合限制的判例又何如呢？這裡涉及西雅圖一個學區按種族來派位的政策，硬性規定學校中不同種族學生的比例，結果引起不同種族學生和家長的不滿。最先控訴的是因種族身份而不獲分派到理想學校的數名黑人學生，結果最高法院裁定學區的種族派位政策並沒有恰當的理由。很難理解為甚麼這樣的判決是「保守」和「不開明」。

更荒謬的是，《探針》的作者批評黑人法官Clarence Thomas過去享受過種族優惠政策，現在反過來主張廢除種族派位，是一種「極端保守」行為。按照這種邏輯，過去享受過特權的白人，是否也應繼續支持不平等的種族隔離政策？事實上，法官Clarence Thomas的判決，恰正反映出他是一個正直的人。

事實上，《探針》的作者把法官區分「保守」和「開明」是一種過份簡單、甚至乎流於幼稚的做法。美國保守派對最高法院法官的要求，其實並不是要他們夠「保守」，更重要的是他們有「judicial restraint」，亦即對憲法條文都只會作出狹義的解釋，惟其如是，才可保住憲法的原意和精神。

所謂「開明派」法官剛好相反，是「Judicial activism」，往往對憲法按其個人理念作「彈性解釋」，將憲法的意思無限伸展，變相在法官的椅子上立法(legislate from the bench)。 這正正是為什麼本來應是超然中立的最高法院會變為「文化戰爭」的戰場。

無疑，時代的轉變可能會令憲法變得有所不足，但這些理應透過制訂新法律，甚或修憲來解決。不要忘記，立法是應該經由民主產生的國會或地方議會達致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是終身制的，任命通過後便沒有甚麼方法可對其作出制衡，故此自我克制是非常重要，因為一個不知克制但「開明」的最高法院，其後果往往是對民主程序的一種侵蝕。

2007年8月11日: Lethal Injections Offer Legal Shield
2008年2月5日: UK: 66 babies in a year left to die after abortions that go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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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退失據 令人失望

最近，兩名公職人士不約而同先後在「不恰當的地方」出現﹕一個在高級鐵竇門外，另一個則在索K黑點場中。兩人受到泛道德的傳媒猛烈攻擊，顯得進退失據，其中一人更是大敗而回。

朱培慶和艷女Coco的「私人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不贅。值得一提的是，政治不正確的筆者，在事件之初本想撰文撐撐朱處長「私人活動」的自由，賺點稿費，誰知還未寫上幾句，這位曾為港台慷慨激昂高呼五聲「撐」字的廣播處處長，已匆匆棄甲曳兵，提早退休，完全沒給我們撐他的機會。

在傳媒公審式圍攻之下，朱處長選擇提早退休，這是他個人意願，旁人無權置喙，但卻有權失望。以提早退休來避免「員工士氣受損」，那就等於承認和Coco的「私人活動」損害了部門士氣，將道德高岸拱手相讓。

環顧國際政壇的類似醜聞，拒絕承認錯誤的政客大不乏人，但同時又馬上投降卻不多見。克林頓搭上女見習生醜聞曝光後，力撐到底，甚至在法庭仍堅持與見習生的「口交」其實並非「性交」，顯出一派領導人「擇善固執」的風範，哪有像過朱處長般？許多傳媒將朱培慶和克林頓相提並論，其實他一點也不像克林頓 ─ 請不要誤會，我是指他的性格，不是樣貌。

事實上，朱處長的私人活動空間，就如祖國的領土主權一樣，絕不容外人侵犯(當然是除他老婆之外)，所以他理應堅持到底。提早退休只會給人一種逃避的感覺，就像當晚選擇躲在Coco的背後一樣。撐下去，風險無疑不小，除了要承受傳媒不斷拿他開玩笑的壓力外，更可能要面對由民粹議員推動的這個、那個調查委員會，但卻可以贏得像筆者般政治不正確之士的尊敬，在捍衞私人活動自由的鬥爭上留下光輝的集體回憶。

另一個最近出現在不恰當地方的，是「長毛」梁國雄。他在一間的士高裏與朋友暢飲時，巧遇警方查牌搜毒，但卻得到警方「優先放行」，結果又惹來民粹傳媒質疑他濫用「議員特權」。

當記者問他為何可以先行離開，長毛說記者應向警方查詢，而不是「屈」他濫用特權。長毛顯然是誤會了記者問題的意思。記者的發問原意應該是﹕在查牌這個警察最容易濫權的時刻，你怎麼可以撇下其他市民不理，遵循警方的指示優先離開呢？

沒錯，在查牌期間優先離開不算得是甚麼特權，任何人穿著得光鮮，最好再跟幾名老外混在一起，一般也可以獲得警察如此「禮待」。但長毛卻不是「任何人」。不要忘記，他是以左冀革命烈士哲古華拉為偶像、以衝擊警察而被抬走聞名的抗爭鬥士﹗

試想想，假如當年哲古華拉在南美的酒吧，正與革命的同志們酒意正酣、暢談革命理想之際，忽然殺出軍警嚷著要查牌，掃興之餘，你認為哲古華拉會說「同志們，我們先走吧，不要打擾差人執行正常的職務了」這類滑稽的說話嗎？ 應該不會吧。同樣道埋，「遵循警方指示優先離開」，對充滿革命激情的長毛來說，無論怎說也稱不上是個「體面」的離場方式吧。

誠然，激情的議員在放工後也有停下來鬆弛的權利，就像廣播處長在提昇社會文化之餘，也有自由在公營廣播以外尋找更高質素的娛樂，這點筆者絕對明白，所以長毛實在不必自責過深，更千萬不要學朱處長般，鑽了牛角尖，因此而考慮提早退休也。

超級誇大裝「毒菜恐慌」

如果你誇張地說一個笑話，或送我一個「誇大裝」的賀年禮盒，目的是為了逗我開心，我會很感激你的誠意。

不過，假若你誇大事情的目的只是為了恫嚇，希望藉此勾起我的非理性恐懼，那麼我便無可選擇地必須要將你踢爆。打著「環保」旗號，不斷重複被渲染的許多所謂「毒菜事件」，正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本地報章周不時都大字標題「毒菜流入香港」，把只驗出些微殘餘農藥的蔬菜形容為「毒性劇烈」的「毒菜」。例如，綠色和平早前又「披露」在市面出售的蔬菜中，驗出含有禁用或超標農藥。煽情的傳媒和民粹的議員馬上在旁搖旗附和，要求政府加強監管「毒菜」。有議員更激動地質問政府﹕「是否要等到有人死了才動手立法﹗？」

報章依足綠色和平的口徑，齊聲說驗出農藥的蔬菜是「毒菜」，卻從未複查過其所謂的「毒菜」究竟有多「毒」。去年十月，英國多名權威的毒理學家便曾公開批評環保分子不斷渲染化學物質污染的害處，實際上是蓄意誤導公眾(misleading, and deliberately so)，因為微小的份量根本不會對健康構成影響。

把「超標」和「有毒」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互相混淆，製造出誇張嚇人的效果，正是極端環保分子其中一個最壞的行徑。事實上，西方國家訂立殘餘農藥以至其他化學物質標準時，過程非常嚴格﹕通常會透過動物反覆實驗，先得出一個安全劑量標準，亦即「沒有觀察得到實質壞影響的水平」(No observable adverse effect level)，然後為了保證人類食用絕對安全，把這個劑量再縮小一百倍至一千倍，最後才得出一個極其微量的殘餘農藥標準。

簡單而言，所謂殘餘農藥「超標」的蔬菜，其實依然是十分安全。

再者，殘餘農藥劑量的標準各地都不同，但綠色和平卻專挑有「綠色壁壘」之稱的歐盟標準來嚇唬大家﹕例如，它指在白菜仔中驗出每公斤有0.22毫克的「蟲蟎腈」(Chlorfenapyr)，是歐盟標準四倍，但同時卻沒有指出，此劑量若照按美國或澳紐的標準，其實都沒有「超標」。

此外，許多時候一種農藥被禁用，原因根本與人類的健康無關。例如，報章只引述綠色和平在荷蘭豆中驗出的「克百威」(Carbofuran)是禁用農藥，卻沒有說明這「克百威」其實已廣泛應用了近四十年，直至去年八月才被美國環保局(EPA)建議禁用，禁用的原因是可能對野生鳥類有害。而某些農產品「克百威」的禁用期更延至2010年。

同時，綠色和平在荷蘭豆樣本中驗出的「克百威」劑量只是每公斤0.13毫克，基本上並沒有偏離美國相關的標準（每公克介乎0.1至40毫克，視乎農產品的種類而定，如黃豆的標準是每公斤１毫克，士多啤梨則是每公斤0.5毫克）。

誇大「毒性」還不特止，部分傳媒又繪形繪聲地指「農藥滲透強，洗也洗不掉」，加劇了公眾對殘餘農藥的恐慌。其實，根據美國化學協會(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的研究，在好些例子中，市民只需透過一般的清洗程序，已經能去除蔬果中九成七的殘餘農藥。

反而，環保分子推崇的有機蔬菜，因為在耕種時使用了大量的家畜糞便作肥料，往往含有大量細菌，也含有同樣「有毒」的有機農藥，但不少人卻誤以為有機蔬果「更自然、更健康」，不煮熟甚至不怎樣清洗進食會「更有營養」，結果中毒的機會更高。事實上，有機食物的中毒事件時有發生，只是一般本地傳媒似乎都傾向迴避此「不方便的真相」。

有讀者可能會認為﹕殘餘農藥與大家的健康攸關，就算稍為神經過敏一點，也是無傷大雅吧？但事情往往卻並非「神經過敏」那麼簡單。如果因為環保份子加上傳媒的誇大和誤導，令社會對農藥產生了非理性的恐慌，市民因而減少進食蔬果，其對大家健康的影響將會遠遠超過那丁點兒的微量殘餘農藥。

更壞的是，在澎湃的非理性民粹輿論推動之下，最終的結果往往就是政府透過立法不斷把農藥的應用收緊，一些原本是安全有效的殺蟲農藥也會被禁掉，就像當年非理性地禁止「滴滴涕」(DDT)，引來瘧疾在非洲橫行的難災，後果絕非「無傷大雅」，殺傷力絕對比極端環保分子所渲染的「毒菜」厲害何止百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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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衝突歷史

應否取締一氧化二氫? 環保份子話好

2006年美國加州WorldFest環保嘉年華舉行期間, 有個喜劇節目派人到場發起請願, 呼籲那些環保份子簽名要求取締一氧化二氫DHMO, 結果是大家都很支持, 根本不去理會一氧化二氫到底是什麼。

資料來源: Newsbusters; Snopes

誇張失實的「醒悟」

8月1日經濟日報《政經札記》，作者說讀到the Globalist的文章，知道太平洋小島國圖瓦盧（Tuvalu）正受被海水浸沒的威脅，故令他「醒悟到溫室效應不僅帶來酷熱，更已危害一些小國的生存」﹕

‧全球暖化正威脅到圖瓦盧等一些小島國的安全‥‥「暖化」的打擊面將不斷擴散，地球上所有地方最終都會淪為圖瓦盧，變成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

不過，《政經札記》的作者沒有「醒悟」到的是﹕有關圖瓦盧不斷被海水淹浸的「傳說」，早已被證實是一個誇張失實的渲染。

這裏便有一份呈交英國上議院的有關全球海平面變化(Sea Level Changes) 的報告，指出根據潮水量度紀錄，圖瓦盧的海平面在1978-2003年的25年內，根本未有上升過。

另外，有關海水浸入地層的現象，亦可能只是當地的鳳梨工業曾大量抽走地下淡水所導致，與甚麼「全球暖化」毫無關係。

11月21日: Flatter oceans may have caused 1920s sea r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