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殊的軍師卡爾羅夫的訪問

明報數學

明報11月16日用整版報導有個法國博士生僅花72.4秒就算出200位數13次方根, 還訪問了浸大教授解釋當中竅門和珠心算專業教育協會會長, 花了這麼多資源, 報導的第一句竟然就完全錯誤:

• 1331的平方根是121、3次方根就是11……

永不反省的綠色智慧

事實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這標準對環保分子卻用不著。例如，環保分子常說地球越來越熱，但事實卻是現在的溫度比「中世紀溫暖期」仍要低，加上冷氣的發明，中暑熱死的人其實是越來越少﹔環保分子認為應用化學農藥最終會危害人類健康，但其實現代人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長壽和健康﹔「全球暖化」令農作物失收嗎？現代的農產量過剩得要「反傾銷」﹔早在上世紀初便有人指能源和各種資源會在短期內用光，結果呢？已知而未被開採的資源比以往更多，而且不斷地有新的發現。

環保分子所提出的種種「危機」，到最後為甚麼往往總是經不起簡單的事實檢驗？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環保分子對「資源將被耗盡」有一種非理性的恐懼。儘管換了包裝，現代環保主義與十九世紀初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一脈相承，都認為人口膨脹到最後必然會破壞地球，耗盡所有資源，卻忽略了地球上最重要的資源，其實就是人類的智慧和創造力。

人口無疑是不斷增長，能源也是越用越多，但環保分子設想的大災難卻從來沒有出現過。相反，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均壽命越來越長，物質生活越來越富足， 現在一個普通平民百姓所擁有的物質，就算以往的帝王也享受不到。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無疑會產生污染，但當工業化提升了人民財富之後，先進國家的環境和空氣，其實都比以往更加清潔。,

事實上，沒有甚麼比貧窮對環境造成更大的破壞。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人民，還是倚靠燒木來烹食和照明，隨處垃圾也沒有現代化的設施去處理。保護環境其實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最終有賴現代科技去解決﹔而現代科技的發展，又與自由的市場經濟息息相關。

可是，環保分子卻從來不會因此而作出反省。他們不相信人類的智慧可以解決問題，反而認為人類本身才是問題的根源 ─ 是一種令「地球先生」生病的病毒。像Paul Ehrlich般環保人士，便認為全球人口最好維持在約十億至二十億之間，才能夠「可持續」發展下去。最近，甚至有書籍描繪這個世界如果沒有人類之後，將會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復原。沒有人類的世界，似乎才是許多環保分子心中的「理想世界」。

由於對人類智慧的不信任，你會發覺社會越是進步，環保份子的抗爭便越是激進。由於認為現代科技是破壞地球的元兇，環保分子「拯救地球」的方法，是要透過政府的禁制和限制，「淨化」人們的消費行為。

無疑，現代生活有其不足之處，但這世界從來就不是完美的，只能透過人的智慧及市場的運作不斷作出自我改善。最大的問題是，現代環保運動的本質是悲觀的。在西方富裕社會的環保分子不但對現代文明和制度帶給我們好處視而不見，反而會因為自己身處一個發達社會而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內疚和自責。

事實上，現代環保運動的發源地正是西方的富裕社會，支持「環保」最落力的，往往都是一些中產以上的富裕階層。這些人嘴裏說著「環保」，過著的卻是豪宅加轎車、環遊世界各地度假等真正消耗資源的生活。為了紓解心中的內疚，他們會強烈支持徵收膠袋稅、鼓吹價錢昂貴的有機食物、以及付款「中和」自己引發的二氧化碳排放。這些所謂「環保」行為，其實對環保沒甚幫助，但卻會把物價推得更高。不過反正他們有的是錢，多付少許便可沖走罪惡感，繼續安心消費，還可以對其他低消費但不對「環保」pay lip service的人加以指責，何樂而不為？他們從不去反省這種偽善的綠色智慧。

可是，物價高了，最終受苦的卻是處於弱勢和貧窮的人﹔最諷刺的是，真正生活樸素的平民百姓，每天還要看著那些過著富裕生活的「環保分子」在電視裏虛偽地告訴大家﹕現代生活其實是不環保的，樸素的生活才是一種美德﹗

2007年補充
11月19日: Recycling plastic is not as green as you think
11月20日: Energy-saving moves could add to emissions
11月21日: UK Rail industry admits that it’s often greener to travel by car (report)
11月21日: Walking to the shops ‘damages planet more than going by car’
11月21日: Kyoto projects harm ozone layer
11月23日: Eco-nonsense: Women who won't have babies - because they're not eco friendly
11月25日: Eco-nonsense: The French are using horses to pull schoolbuses and to collect refuse
11月26日: Mad Science: Astronomy will destroy the universe
12月02日: Recycling isn't as eco-friendly as its propagandists says
12月02日: WWF: A Fifth of UN Carbon Credits May be Bogus
12月05日: Study: Divorce Squanders Earth's Resources
12月10日: Baby tax needed to save planet, claims expert
12月22日: Greenpeace: 30,000 species each year were becoming extinct
2008年補充
1月28日: Eco-nonsense: Road humps slow the traffic but speed up death of planet
2月09日: Stop admiring men who drive sports cars to f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
2月18日: Bottled water 'is im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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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高物價的環保帝國主義

環保主義是現時全球最龐大的民粹信仰，環保組織都說要為環境「盡一分力」，但看真一點，其實大部分旨在反對普及化的消費，其所鼓吹「環保」手段儘管五花百門，但歸根結底，最終都是要人為地推高物價，從而令大家減少消費。事實上，環保信仰已經開始扭曲正常的市場運作。

膠袋稅、輪胎稅等，固然是明目張膽地以稅項的形式推高物價﹔比較含蓄的，例如環保信徒經常鼓吹立法強制市民改用的慳電膽，以及「為了大家健康著想」而極力推薦的有機菜，實際上都是一些昂貴的商品，價錢貴上好幾倍，對環境一樣可以有負面影響﹕慳電膽含有劇毒的水銀，其棄置物較烏絲燈泡更難處理﹔有機農產對資源的消耗和所產生的污染，均倍於傳統農作物。

減少「屏風樓」是環保信徒另一訴求，為了順應這個潮流，我們的曾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減低樓宇的發展密度，說這樣會令「樓宇更加美觀」、「締造更佳的居住環境」。這或許都是事實，但問題是到時又會有多少人能負擔得起這些「更佳的居住環境」呢？減低發展密度，其實就是變相減少樓宇的供應，樓價焉有不升之理？君不見最近當政府宣布調低西九文化項目的樓宇高度限制時，附近樓盤的叫價便馬上跳升？最近，證券行美林的報告就估計，越演越烈的環保和保育政策，最終無可避免導致樓市供應出現結構性的短缺，刺激樓價急升。這些不方便的真相，環保信徒卻絕口不提。

曾特首另一項環保新猷「停車熄匙」，表面上對物價影響不大，但看真一點，任誰都知道即使在立法強制「停車熄匙」後，很多車主，尤其在夏季，其實都只會改為將車子在附近慢駛兜圈，不但耗油更多，更令道路更加擠塞，為政府日後進一步實施電子道路收費舖路。此外，「停車熄匙」將逼使車主不斷將車子的引擎重覆開關，增加汽車機件的損耗，無形中推高了汽車維修保養的成本。

還有的是近年全球糧食價格飆升，環保信徒亦「居功」不少。多得他們鼓吹那套在科學上謬誤叢生的「人為二氧化碳導致全球暖化」理論，近年多國政府大力開發所謂「碳中和」(carbon neutral)的再生能源，這些再生能源都由農作品提煉，糧食價格的升勢因而火上加油，玉米和小麥價格便在今年分別升至十年高位和歷史新高。更惡劣的是，大量本來用於耕種食物的土地和資源，都被改為種植可提煉生物能源的玉米和甘蔗等，無形中亦搶高其他農產品價格。

糧食價格被搶高，最終受苦者是貧窮地區的人，在先進國家養尊處優的環保信徒會去救濟他們嗎？最諷刺的是，連環保信徒也心知肚明，種植這些「綠色能源」，需要砍伐大量樹林和消耗大量水源，對環境的破壞更大，耕作過程中更會釋出如氧化氮等的溫室氣體，影響甚至比石油更壞。為了實踐「碳中和」這個假大空的信仰，弄出這樣一大堆問題，環保信徒在拯救我們脫離「人為暖化災難」之前，已先將我們推向一個由他們一手做成的生態大災難﹗

環保信徒堅信普及化的消費最終必會耗盡地球資源，故把保護環境這個原應是管理上的課題，提升至道德的層次。深知政治正確的重要，他們並不會光明正大要求抬高物價以遏抑消費，反而是透過美麗的綠色口號加上嚇人的末日論，推動各國政府實施各式各樣的規管干預，曲線地將物價推高。這種把信仰強加於人，令人們 ─ 特別是窮人 ─ 改善生活的權利受到剝削的行徑，對於熱愛自由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環保帝國主義。

2007年11月19曰: Greenpeace Blocks Shipment of Indonesian Palm Oil
2007年11月20曰: UN Expert: Biofuel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2007年11月20曰: UN Official: Biofuels bonanza facing 'crash'
2007年11月20曰: Oxfam: Biofuel rush harmful
2007年11月20日: Ethanol Bust Makes Losers of Bush, Gates, D.E. Shaw
2007年11月22日: Nobel winner: Many Biofuels Have More Climate Impact Than Oil
2007年12月05日: Riots and hunger feared as food costs soars
2008年01月16日: EU rethinks biofuels guidelines
2008年01月20日: UK MP: Biofuels 'do more harm than good'
2008年02月13日: Goldman Sachs: World faces famine as energy costs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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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民粹去到極端(之二)

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呼籲美國總統布殊趁北京奧運的機會，促使中國改善人權，被《東方日報》等報章作出文革式的人身攻擊﹔自視為「知識分子報章」的《明報》和《信報》，竟也與《東方日報》等合流，合力將這場反智的民粹風潮像股市一樣推向高峰。

身為「知識分子報章」，《明報》和《信報》對李柱銘的批評，無疑來得比較「含蓄」﹕《明報》的社評指，李柱銘的文章提及美國總統布殊是「不智」的，因為「勢必觸動中央政府的神經」﹔《信報》社評的論點亦差不多，指李柱銘「在文章內五次提點布殊總統‥‥正正刺中了北京的要害」。(值得一提的是，《信報》把李原文的press for譯作「促使」，意思上比《明報》的「施壓」更貼近原文，單從這一點，前者無疑比後者更像個「知識分子」)

首先，提一提布殊的名字就是「引入外部勢力」了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明報》和《信報》自己也經常「引入外部勢力」干預別國內政。例如，《明報》九月底的社評就曾要求「與緬甸關係甚深的中國」，在軍政府鎮壓平民一事上「應該與國際社會保持一致，促請緬甸軍政府克制」，《信報》亦有類似的評論，指「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愈來愈大‥‥似乎已無法再袖手旁觀」。《明報》和《信報》的評論，同樣會「觸動緬甸軍政府的神經」、「刺中軍政府的要害」，對緬甸的民主進程同樣有「負面作用」，那麼，兩報的評社人又是否需要向緬甸人民認錯、道歉呢？

再者，李柱銘的文章稍為提及布殊，就真的會「刺中北京要害」嗎？這根本就是個毫無根據的臆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李柱銘事件的回應，其實只是輕措淡寫的說﹕「沒有道理，亦不會取得任何結果」。這像是被「刺中要害」後的反應嗎？似乎，被「刺中要害」不是中央，而且本地的民粹分子。

李柱銘的文章不但「刺中」了傳統親中的民粹分子，也「觸動」了一直反美的左翼知識分子。《信報》的社評便藉事件乘機踩布殊一腳，指布殊政府的人權紀錄「不堪入目」，直指李柱銘要求布殊協助中國改進人權「怎會有說服力？」

中國的人權狀況真的可以和美國的相提並論嗎？相信《信報》的社評人自己心中有數。美國的人權紀錄究竟怎樣「不堪入目」呢？就算那座專扣留懷疑恐怖分子、被傳媒描繪為最「不堪入目」的關塔那摩監獄，由於膳食豐富，以致被扣留人士有過肥之患，最近更有獲釋的「宿友」爭取繼續居留關塔那摩的「權利」﹗《信報》社評人簡直一句「不堪入目」，其實是以煽情的反美口號來迴避真正的問題，論據膚淺，本身才是沒有說服力。

事實上，李柱銘是民選議員，如果真的「把錯了香港人的脈搏」，日後自會受到選民的懲罰。故此，要評論的其實是整件事所引發的民粹狂焰﹕原來在香港，那怕只是發表一些可能令中央「覺得不是味兒」的言論，隨時可以惹來文革式的狠辣批鬥，更壞的是，所謂的「傳媒知識分子」，原來都沒有道德勇氣去直斥其非，反而去指摘發表言論的人是「不智」，情況就像魯迅所說，看到別人被無辜斬頭，只懂哄上去趁熱鬧，完全沒有正義感和是非之心。

哲學家Edmund Burke說﹕邪惡的勝利所倚仗的，是正義的人袖手旁觀(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that good men do nothing)。故作「中立」的傳媒知識分子，是把香港的民粹主義推向極端的幫凶。

IPCC的「科學共識」

聯合國官僚機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家小組」（IPCC），經常宣稱「全球暖化危機」已是「科學共識」，不容再被質疑，傳媒知識分子對此深信不疑。

終於，有團體按捺不住，向345名曾參與IPCC2007年氣候報告的美國科學家發出問卷調查，當中54名完成問卷，結果發現﹕

‧ 不足一半被訪者認為，全球氣溫上升攝氏1度會有不良(undesirable)影響 (註﹕二十世紀全球氣溫估計上升約0.6度)
‧只有13%被訪者認為「全球的理想氣候」應是比現時的涼快(cooler than the present)
‧61%被訪者認為根本沒有「理想氣候」這回事﹗
‧只有20%認為人類活動是影響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

本網相關評論﹕「暖化問題」原來真是「人為」的﹗﹔戈爾的「和平貢獻」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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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民粹去到極端

特首曾蔭權是幸福的。他說錯一句話，便馬上被傳媒當頭捧喝，令他可以立即「虛心道歉」，挽回「香港人的支持」。但幸福不是必然的。在現今民粹思潮之下，儘管很多人說話假大空，卻會被傳媒賜予道德高岸，加以吹捧，以致令民粹輿論越演越烈，逐漸「走到極端」。

例如，宣布要與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競逐港島補選議席的保育人士何來，言論虛無浮誇，明顯與一般香港市民脫節，傳媒卻竟然認為她「對一般市民的生活、需要和想法的了解，只怕也比兩位前高官深」。事實上，何來一方面申領綜援，另一方面堅持要女兒入讀昂貴的國際學校，顯然就並非一般市民認同的「生活」和「想法」。她指香港人沒有「自我感」(without a sense of self)、「不知道自己是誰」*，也反映了她和現實脫節。正是她口中那羣「不知自己是誰」的香港人努力工作，推動經濟發展，政府才有稅收，支付包括綜援金在內的各種開支。

只有真正不知自己是誰，又或者是沒法接受自己的人，才會被這樣一個虛無的「自我感」問題困擾。他們硬要替我們解答一個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問題，而傳媒卻視他們為我們的「保育代言人」。

「保育」現在已淪為一個民粹口號，甚麼事情也要「保育」一番，古舊建築要保育，文化藝術也要保育。就算激烈一點，傳媒也認為是「情有可原」，反正保育是「無價」的，是為「下一代著想」的，要求政府花費公帑保育，傳媒更覺得是理所當然。

例如炙手可熱的西九文化目項，議員和文化人都大談「保育」文化藝術之道。其中，梁家傑率先嫌政府注資一百九十億元不夠多，認為政府應該花更多錢在「軟件配套」之上，「培育市民的文化與藝術修養」，使之日後成為西九的觀眾。有傳媒隨即和應，也指政府要在軟件方面「急起直追」。
。
類似梁家傑的「軟件論」，其實是政客典型的循環論證，因為即使日後西九文化項目反應冷清、慘淡經營，「軟件論」者都可以自圓其說，推說是因為政府花錢不夠多，培養不出「懂得欣賞藝術的觀眾和人才」，埋下了一個不斷消耗公帑的陷阱。傳媒未有指出梁家傑的謬誤，反而拍手附和，難怪梁議員以及他的公民黨，一直都矯正不了其左傾的民粹立場。

在現代開放的社會裏，一門藝術的興起，就像曾蔭權所說般「每一次都與政府的指導無關」。港產片和廣東歌，以往在本地以至海外曾經有過大量「懂得欣賞的觀眾」，卻從未需要政府資助。反而這十多來港產片的觀眾迅速流失，電影業界才開始走出來要政府協助「培養觀眾」。

政府花錢「培養觀眾」，註定是個無底深潭。西九項目「硬件」工程還未上馬，文化藝術團體已紛紛要求政府加碼培訓「軟件」，整個項目的花費，顯然並不是羅家英先生在宣傳片所說般「睡覺要有張床，做戲要有個戲台」那麼簡單。政府日後還要不斷花費公帑「培養」人來睡「那張床」﹗

「當民主去到極端會出現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是不合邏輯兼杞人憂天，但當「民粹去到極端」香港又會變成怎樣呢？卻沒有人知道。

* "Hong Kong is like a person without a sense of self. We don't know who we were, who we are, or who we want to be" - HK Magazine, pg 46, Oct 19, 2007

煙民英雄

本網相關評論: 包容80萬煙民 捍衛吸煙的個人自由

伊拉克局勢持續改善

近月來本地有關伊拉克的新聞只有早前土耳其可能揮軍伊拉克打擊庫爾德叛軍, 明顯傳媒只會報導有關伊拉克的壞消息。

事實自數月前美國改變戰略增加駐軍後, 伊拉克的情況普遍已經大為改善, 可以說到了重要的轉捩點。首先美軍死亡人數大減, 十月份在伊拉克死亡的美國人數是過去18個月來最低的水平, 比5月高峰時減了7成，事實是美軍目前的死亡人數和過去二十多年的平均比較其實也不算高。伊拉克各地的暴力事件近月來也大為減少, 叛軍和恐怖份子雖然揚言在剛結束的齋戒月大開殺戒，但結果十月份伊拉克平民和軍人死亡人數是近兩年來最低。更重要的是阿蓋德在伊拉克不但受到美伊聯軍重創, 其在伊的恐怖活動令本來與其合作的遜尼派叛軍也起來反抗, 甚至和美軍合作把阿蓋德驅逐出伊拉克。

伊拉克近來局勢正面發展令本來反戰的美國主流傳媒如CNN和ABC(1, 2)也不能不正視, 而英國的泰晤士報和衛報都認為美國近期在伊拉克的成功沒有受到應得的肯定。

美國民主黨去年中期選舉勝出後揚言會迫布殊盡快自伊拉克撤軍，但伊拉克的發展令其不得不把這目標放棄。而期待多年的伊拉克內戰結果沒有出現, 美國沒有狼狽地撤軍, 美國以至香港主流傳媒相信一定非常失望。

11月5日補充: 要知道伊拉克安全和經濟詳細數據可參考Iraq Index, 一個由美國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每月發表的報告。

11月7日: Militant Group Is Out of Baghdad, Declining violence brought46,000 Iraqi home
11月9日: Turkish-bred prosperity makes war less likely in Iraqi Kurdistan
11月10日: Movie-goers Shun Anti-war Films
11月12日: Iraq Rocket, Mortar Fire at 21-Month Low
11月13日: Violence Down in Baghdad
11月19日: Progress, Progress And More Progress, Ambulance drivers catch their breath
11月20日: Newsweek: Baghdad Comes Alive
11月20日: New York Times: Attacks in Iraq Fell, Baghdad Security Improves
11月20日: Los Angles Times: Sects unite to battle Al Qaeda in Iraq, Iraq says the worst is over
11月21日: Washington Post: In Iraq, Signs of Hope and Peril
11月21日: Financial Times: 'Phenomenal' drop in Iraq violence, Bloodshed Curbed
11月21日: UK Times: Better security sees Iraqi refugees flood home
11月23日: CNN: Shiites call for UN probe into 'Iranian terrorist' activity
11月26日: Reopening of museum and a famous Baghdad street
11月27日: Talks on Ending Battle of Iraq while Iraq Agrees To Long-Term U.S. Presence
11月27日: 2008 final year for US troops in Iraq under UN mandate
12月01日: 連最反伊戰的議員John Murtha在訪問伊拉克後也不得不承認局勢已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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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人物

根據英國電訊報的排名

戈爾的「和平貢獻」有多大？

「環保鬥士」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了。那麼，到底他對世界和平的「貢獻」有多大呢？

應該是很大。例如，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顯然認為，戈爾對「和平」的貢獻，要比為了抗議緬甸軍政府獨裁統治而拋頭顱、灑熱血的一眾僧侶高。戈爾的貢獻亦比許多為著爭取民主、自由而作出犠牲的人士高，例如為了推動越南民主三月被判監八年的越南神父阮文黎，冒險協助北韓人逃亡的南韓宣教師千基元，兒子被判監九年的新彊異見人士熱比婭，還有曾被下毒毁容、堅持「橙色革命」精神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他們都沒有獲得和平獎。(參閱文章 Not Nobel Winners)

究竟戈爾做了甚麼，以致他的「和平成就」這麼高呢？原來，戈爾製作了一套叫「絕望真相」的科幻電影，又籌辦了橫跨全球十一個地區的Live Earth演唱會。由於戈爾的成就「高」，所以就算那套「絕望真相」，最近被英國高等法院裁定謬誤連篇，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也可以視若無睹。 須知道，英國法官指出的九個謬誤，可不是無心之失的小錯誤，而是關乎整個「人為全球暖化」理論基礎存在著誤導﹕例如，根據「冰核」（ice core）的研究顯示，過去六十五萬年，其實是全球氣溫上升之後數百年二氧化碳量才上升，而非戈爾宣稱的二氧化碳導致氣溫上升。

戈爾的「和平」貢獻，亦遠超過他的Live Earth對環境帶來的影響﹕整個演唱會估計導致排放至少74500噸二氧化碳，數量是英國人每年平均排放量的三千多倍。光是搖滾巨星們飛來飛去獻唱，涉及的飛行里數就有三十五萬公里，加起來足以環繞地球九個圈。 更難得的是，戈爾一方面鼓勵大家減少消費，另一方面，他的身家這幾年來卻可以暴漲，其淨資產由當年參選總統競選前只有約八十萬美元，暴增至超過一億美元。富貴了的戈爾，其生活當然不可與一般跟著他對抗「暖化」的平民百姓相提並論，故此，他的豪宅用電量可以是美國家庭平均的二十倍，又可以用私人飛機周遊列國，這些花費，諾貝爾評審委員會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身為「環保鬥士」，自己卻過奢華生活、擁有超乎常人的「碳腳印」（carbon footprint），難免會被人指指點點，於是，戈爾找出一個非常方便的方法為自己開脫﹕他是有購買「碳信用」（carbon credit）來抵銷自己的「碳腳印」的。但後來人們卻發現，原來戈爾和高盛前高層開設了一間投資公司，他的碳信用便是這公司替他購買的﹔這公司聲稱主要投資在可持續發展的企業上，同時也是溫室氣體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的會員，戈爾四周推銷全球暖化論，無形中亦在推廣自己的生意。

戈爾對「和平」的貢獻，也包括他在任副總統時，拒絕把美國已經簽署了的《京都條約》提交國會表決。假如國會當年通過承認《京都條約》，往後布殊的經濟和能源政策便無可避免受到限制，美國以至全球經濟，便可能不會有之後的巨大增長，戈爾當年不把條約提交國會，無疑亦應記一功。

當然，除戈爾之外，亦不能不提同獲諾貝爾平和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這個官僚機構，一手打破客觀的科學傳統，改為只篩選一些支持「人為暖化」的半熟理論，以「製訂政策者撮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的方式，率先宣稱這是「科學界共識」，制止科學家事事講求實證的「無謂紛爭」，其對「和平」的貢獻，亦是實至名歸。

戈爾和IPCC，一個開拍在科學上錯漏百出的科幻電影，另一個則把科學實證原則打個稀巴爛，但同樣可以對「世界和平」有著莫大的貢獻，世事之匪夷所思，由此可見一斑。令人擔心的是，觀乎過去許多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人物，如阿拉法、哥爾巴喬夫、卡達和安南等，他們的影響力和歷史的評價都每況愈下。將來，如果地球氣候沒有如其所預言般惡化，相信戈爾日後也難逃類似宿命的。

11月13日: 戈爾的新生意: Venture Capitalist and Follows His Green Dream
11月20曰: Al Gore Thinks Media's Global-Warming Coverage Too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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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禍水

古蹟被破壞，究竟保育分子是不是「元凶」呢？要知道答案，必先要弄清楚現在我們談的是怎麼樣的「保育分子」。

首先，最近有兩個例子，顯示「保育分子」並不是對所有古舊建築物都有興趣的。位於港島半山的景賢里大宅，建築古雅，擁有七十年歷史，多年來一直被業主保養得好端端的，結果04年開始便被「保育團體」長春社盯上，鼓吹政府把大宅列為「法定古蹟」。

與此同時，在打鼓嶺的坪輋老圍村裏，座落了一幢古宅，歷史超過一百年，比景賢里還要悠久，但卻因為保養得不好，長期被白蟻蛀蝕，屋主05年向地政署申請拆卸重建，遲遲未獲批准，最近部分閣樓更塌了下來。奇怪的是，像長春社般的團體，不但沒有興趣「保育」這座古宅，對業主申請拆卸更是不聞不問。

顯然易見，一座古舊建築的保養，是其是否值得保留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今天，我們之所以仍能看到景賢里那「京華春夢」的氣派，想深一層，其實全賴歷任業主不斷花錢去維修保養，亦即是說，儘管是出於自利，多年來一直在保育著景賢里的，實際上正是這座古宅的業主。

業主們多年來真金白銀地保育了古宅，換來的卻是今天「保育分子」的懲罰。「保育分子」要政府把景賢里列為「法定古蹟」，限制業主在改建和發展上的自由，變相將古宅「充公」。然而，對像坪輋老圍村那幢保養得不好的古宅，「保育分子」卻會「網開一面」，不但不會要求政府列為古蹟，甚至連古宅日久失修得快要塌下來也懶得去理﹗

這種思維，其實是一種「獎賞失敗者」(reward failure)的邏輯﹕保養得良好的私人物業會被公家列為古蹟，投資因而被綁死﹔保養不好的呢，則可以不需理會。這種荒謬的邏輯，變相鼓勵業主不要花太多錢去保養舊宅，以免物業日後被「充公」。原意是保育古舊建築，結果適得其反。

現今「保育分子」的另一個特色是以偏概全，只強調歷史古蹟是「無價」的，要全力保護，卻迴避了另一個事實﹕業主的產業是「有價」的，故此，任何違反業主意願的保育方案，至少都應該以市場價格為標準作出合理補償。對私有產權的尊重和保障，是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個基本要求。如果一個社會連私有產權都不尊重，根本就毫無公平和公義可言，就算能保留所有古老建築物，都是沒有意義的。

三年多以來，長春社一直催促政府將景賢里列為法定古蹟，但有沒有同時提出一套合理的補償建議呢？沒錯，它嘗試過發起全港「一人一元」的募捐來收購景賢里，但募損的金額卻只是六百萬元。六百萬元是個理合的收購價嗎？八月初，景賢里的前業主以4.3億元出售景賢里，六百萬元只相當於這個成交價不足百分之1.4。所謂募捐運動只不過是做場戲。

假如你父母所住的那幢舊唐樓，明知有人願意高價收購發展，但長春社般的保育分子卻嚷著要政府把它列為「古蹟」，而所提出的補償卻只是象徵式的一萬幾千，你會叫父母怎麼辦？還不會像景賢里的前業主般，匆匆出售現套，以免夜長夢多嗎？

最近，長春社又表示會私自向城規會申請把景賢里改作保育用途，「容許」新業主在餘下的空地「興建相容的樓宇」，認為這樣便可以達致「雙贏」。連新業主的發展計劃也攪未清楚，長春社便要私自去申請更改土地用途，這又是尊重業主的做法嗎？

事實上，無論是現金收購、更改地契、抑或轉地積比率，一般業主最關心的，是最終的補償至少不低於市場價值。長春社卻一直沒有清楚說明是否支持這個原則。「保育分子」如果連這個最基本的誠意也拿不出來，不但難以取信於業主去建立「夥伴關係」，更令人懷疑其要保留的建築物，是否真的那麼「無價」，值得我們冒著破壞香港保障私產的優良傳統去保留它。

由此看來，傳統古蹟之被破壞，「保育分子」就算不是「元凶」，似乎亦是把事情越攪越糟的「禍水」了。

葉劉沒有意義的道歉

一個推銷員上門，拙劣地向你推銷一件爛貨，結果被你當面拒絕了。隔幾天，他又登門造訪，說要為當日的「推銷手法」道歉，你會覺得怎樣？相信一定會感到莫名其妙，因為你拒絕的其實是那件爛貨，而不是他的「推銷手法」﹔推銷員若只為「推銷手法」而道歉，對象理應是他的老闆。

葉劉淑儀便是那位推銷員。她在宣佈參選當日向廣大市民就當年推銷廿三條的「手法」道歉，部分傳媒額首稱慶，認為可以減輕市民「昔日不愉快的記憶」。如果認為當年五十萬人上街原來只為反對葉劉的「推銷手法」，那無疑是把香港人看得太扁。

當年葉劉推銷廿三條無疑是惡形惡相、手法拙劣，但五十萬市民抵著炎熱上街反對的，主要卻不是葉劉或她的推銷手法，而是當時政府制訂的廿三條法案本身。大家都記得，廿三條法案條文嚴苛，當中包括容許警察入屋搜查前不需向法官申請搜查令，嚴重打擊港人對基本人權和言論自由的信心。

事實上，大部分市民對《基本法》規定要為廿三條立法這個大原則，基本上並無異議，但卻恐懼藏在具體條文細節內的魔鬼。如果葉劉仍然堅持廿三條的風波只是一個「推銷手法」的問題，實在是對當年上街港人智慧的一種侮辱，同時亦令人更加確信，她近年的所謂「轉變」，其實也只不過是一種「推銷手法」而已，如同她改變髮型一樣，非常表面。

為「推銷手法」而道歉，就算多麼有真誠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顯示了她的政治理念仍然和當年一樣，沒有改變過。政治理念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現在要選的是立法會議員，而不是政府官僚，推銷手段或辯論口才或許有用，但最重要的還是日後在立法時，在各種政治議題上的投票取向。葉劉最近的道歉，其實只是用掩眼法來迴避一個大家心中都希望她回答的問題﹕如果她當選了立法會議員，而政府又把當年的廿三條法案，原封不動的再提交立法會表決，她會如何投票呢？

要知道，特首曾蔭權雖然曾說過在任期間內，為廿三條立法「不是優先處理的項目」，但有關立法始終是《基本法》的規定，難保他日不會將類似03年的條文，重新包裝再提交立法會。究竟葉劉是否仍然會支持像03年般嚴苛的條文呢？沒有人知道。我們只知道，她自美國學成歸來的時候，已曾說過毋須就推行廿三條而道歉，而在最近道歉之後，亦強調自己的道歉只不過是針對自己的失言罷了。

在這次選戰中，部分選民可能因為對泛民多年來的左傾政治感到失望，而有求變之心，但在廿三條這個關乎個人自由的大是大非問題，卻不應掉以輕心。葉劉雖然擁有「星級團隊」的支持，她的政治辭鋒亦大有進境，但在廿三條之上仍然左右言他，難以令人信服。

就算真的只談「推銷手法」，當年葉劉硬銷廿三條，曾向市民宣稱那條惡法必須在那年七月九日通過，呼籲大家「一定要信葉太」，但結果市民卻發現事實並非這樣，有關立法其實完全沒有逼切性。這種「推銷手法」，顯然並非只是葉太道歉時所說般「無心快語」冒犯市民那麼簡單，當中實在有欺騙市民之嫌。

葉太希望藉「推銷手法」的道歉，把陳方安生和泛民最具攻擊性的武器「中和」(neutralize)，但許多當年曾走過上街、反對過廿三條的市民卻並不如此容易上當。對他們來說，候選人在廿三條的立場，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試金石。如果葉劉真的認為當年只是因為她的「推銷手段」低劣，才會激起民憤，破壞了廿三條立法好事的話，那麼她道歉的對象，應該是董建華和黨中央，而不是普羅市民。

誰借「暖化」過橋？

9月27日信報一篇有關製造羽絨的新股波司登的報道說﹕

‧正當全球暖化逐步惡化，中國暖冬問題亦漸見嚴重‥‥中國暖冬問題引發的存貨囤積，導致波司登要為存貨減值撥備，截至二○○七年三月底止，存貨急增一點四倍至十二億四千四百萬元

但根據波司登自己的招股書所顯示，最近三年中國的「暖冬」和「寒冬」，其實只是梅花間竹地出現，完全沒有「逐步惡化」、「漸見嚴重」的趨勢。

究竟這些話是誰說的？是公司管理層自己說的、還是記者自己創作的？

事實上，只要看清楚招股書，07年3月波司登製成品的存貨急升1.85倍，但該年度的經營收入卻反而上升五成，同時毛利率卻下跌 ─ 似乎正是上市前加大產量、谷大生意額的一貫手法﹗

不做「泛民共主」就有希望

陳方安生出選港島區立法會議席的補選，最令人興奮的，是她講明不想去當甚麼「泛民陣營的共主」。不是嗎？陳太這次要出山競逐一個任期只得七個多月的議席，究其原因，正是泛民的失敗一手促成，若她真的走出來說要當這個陣營的「共主」，那才叫人擔心。

泛民的失敗，不是因為如傳媒所說般「一盤散沙」，又或者是沒有「第二梯隊」，而是他們遇上一個本應在03年七一遊行之後永不超生的葉劉淑儀，也顯得毫無勝算﹗

要陳方安生出山，是因為泛民陣營知道很可能會輸給葉劉。輸給葉劉，並不是輸了一個立法會議席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其象徵意義﹕它代表了泛民靠七一遊行所賺取的政治老本，會一下子輸光。不要忘記，葉劉以「掃把頭」的惡形惡相硬銷廿三條、一手觸發五十萬人大遊行，才只是四年前發生的事。

試想想，如果補選是在當年五十萬人遊行之後舉行，相信泛民就算派「第三、第四梯隊」一樣可以擊敗葉劉。泛民最失敗之處，是今天的葉劉和四年前的她，其實沒有多大分別。下台之後，葉劉無疑是去了史丹福「浸鹹水」、又剪了個新髮型，形象上是有些少改善，但其基本的意識形態，卻不見得有甚麼大轉變，為甚麼她能夠在這次單議席單票制的補選中，成為了泛民「聞風喪膽」的勁敵呢？與其說是葉劉自我改造成功，倒不如說是泛民的失敗，因為這反映了他們在市民心中的地位，這四年來迅速下滑。

泛民不是未曾在選舉中輸過，但這次若輸給葉劉卻會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泛民原先高調地把這次補選定位為「民主和反民主的公投」，結果卻反而更像是市民對泛民陣營的一場公投。既然自知沒有勝利的把握，泛民於是「調整」了這次補選的定位 ─ 自己抽身而出，改為力邀陳太出戰。其可以不計較陳太的管治理念是否與其一致，也可以不理會黨內「第二梯隊」的反對。一句話﹕泛民這次是輸不起的。

事實上，市民未必真的支持葉劉，但卻對泛民近年越來越左的表現的確是感到煩厭。葉劉向我們硬銷廿三條，泛民則向我們硬銷左傾的大政府主義﹕這裏嫌政府就反壟斷立法不夠快，那裏又嫌政府對西九文化項目的資助不夠多﹔最低工資、膠袋稅、車肽稅、一刀切禁煙法等等，諸如此類的政府干預，他們無一不歡，完全莫視香港人一向重視自由的基本價值觀。

要不是看準這點，就算有民建聯的鐵票作後盾，葉劉也未必敢參與這次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說得明白一點，葉太所指望的不是自己對選民有多大吸引力，而是選民對泛民陣營有多失望。就像大家不一定很喜歡曾蔭權，但相比起梁家傑，大家卻會覺得前者更加務實可靠，以致令他在三月「模擬特首戰」中，民意調查一直遙遙領先。

客觀的形勢表明，靠食七一遊行老本的泛民，政治資本已經消散得七七八八。陳太的出選，可以吸引部分原本已對泛民陣營灰心的市民﹔官場出身的她，聽聞獲得部分商界支持，多少亦令人憧憬她可以在越來越左的「泛民」政黨政治以外，開闢一個新的局面，為市民帶來新的希望。去當「泛民陣營共主」？不要開玩笑了。

膠袋稅﹕令公僕變身「大家長」

服務市民是政府的職責，相信沒有人會反對，而處理垃圾就是政府一項最基本的職責。這項服務當然不是免費，它是由公帑 ─ 亦即是市民的錢 ─ 來支付的。市民給錢政府，是要它替我們清理垃圾，而不是要它過問我們的垃圾桶內應該有些甚麼垃圾。從來都是這樣，直至有了膠袋稅。

膠袋稅的目的，並不是政府要籌錢來處理垃圾，反而是政府逃避責任，不願意去處理「太多」膠袋垃圾，於是要以徵稅去「阻嚇」市民使用膠袋。多徵市民的錢同時，處理垃圾的工作量又可因而減輕，這樣一個不公平的建議，簡直就是當普羅市民是傻子。

更不知所謂的是一眾盲從附和的傳媒知識分子，一直不負責任地向公眾傳達錯誤訊息，聲稱膠袋稅是「污者自付」的「環保稅」。這些謬論最近已由政府官僚親自戮破。

「政府消息人士」最近向傳媒表明，不會將膠袋稅的收入，與相關的環保開支掛勾，「以免公眾誤解投放在環保的資源最終很少」。「污者自付」就是按照處理有關污染的開支來計算收費﹔不與開支掛勾，實際上就是承認膠袋稅根本與「污者自付」無關。事實上，政府心知肚明，每年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的總成本才只是十二億元，其中顏色膠袋所攤佔的成本估計不足一成，若膠袋稅和成本掛勾，根本就不可能每個收五毫子那麼多。

該名「政府消息人士」同時也自我踢爆了「膠袋稅是環保稅」這個騙人的伎倆。當記者問到是否擔心開徵膠袋稅後，市民會大量轉用紙袋時，「消息人士」說不擔心，因為「紙袋在製造、運輸及儲存成本均比膠袋高」。製造、運輸和儲存的成本高，正顯示了紙袋在生產和處理過程，所消耗的資源都比膠袋多，亦即更「不環保」。這首先證明了市場力量本身已經選擇了較環保的產品, 完全不需要政府插手﹔再者，如果政府真的以環保角度出發，紙袋不是比膠袋更應被列為徵稅對象嗎？

選擇向膠袋開刀，說來說去，真正的原因其實只得一個﹕政府認為膠袋價錢廉宜，必定會被市民「濫用」，所以要開徵新梲，令到市民感到「肉痛」。但政府憑甚麼認定市民在「濫用」呢? 就只因為大家不會任何時候隨身攜帶一個所謂環保袋？

莫說政府的數字有誇大之嫌 (塑料袋業廠商會指出，環保署的膠袋用量數字與統計處的相差十倍)，就算盡信政府，「每名香港人平均每天使用三個膠袋」，這就是「濫用膠袋」嗎？市民一般會將購物膠袋當垃圾膠袋用，垃圾膠袋比超市膠袋大數倍以上，政府有沒有計算過，市民因而每天節省了多少個垃圾膠袋？

再者，香港的商舖密集分布，市民隨時可步行到就近的超市搜購日用品，然後重甸甸的挽回家，不像歐美國家般需要駛車到老遠的超市購物，然後直接駛到家門。相比起來，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在使用能源方面非常有效率, 香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遠比西方國家少, 以每公噸排放來算我們的生產值更是全世界排第九。這麼環保的生活方式也許令我們用多了膠袋, 但環保分子和政府只看我們用膠袋的數量便認定我們是浪費和不環保, 實在是非常不公平。

事實上，市民多用膠袋，只反映了價錢廉宜、柔韌耐用的膠袋廣受大眾歡迎而已，當中並沒有所謂濫用不濫用。只要膠袋稅的先例一開，任何廣受大眾歡迎的商品，日後都可以「濫用」之名徵稅。政府編造「市民濫用膠袋」的謊言，藉此將自己的角色，由服務市民的公僕，變身成為指導市民行為的「大家長」。開徵膠袋稅，為大政府「僕奪主權」立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

本網相關評論﹕與「污者自付」和「環保」無關的膠袋稅﹔不義的膠袋稅

9月30日: Ignore the greenwash.. plastic is fantastic, Plastic bag tax 'would increase waste'

也是小農

9月17日蘋果日報的陶傑短評，將古宅景賢里的業主比喻為「一個賊佬」，因被保育人士「暗中報警」，於是便馬上拆卸古宅(陶傑的原文是﹕「殺了他的老母，姦了他的妹子」)。

這個是一個極盡煽情、同時亦是十分不知所謂的比喻。景賢里的業主不是賊佬，他是用真金白銀買下景賢里的。

你可以罵該名業主滿身銅臭、毫無品味，但他只不過是擔心自己的投資，會因被政府列為「古蹟」而化為烏有罷了。

「暖化問題」原來真是「人為」的﹗

環保分子的「人為全球暖化理論」說，人類製造的二氧化碳是全球氣溫近年急升的元兇。這個粗疏的假設，一直缺乏嚴格的科學證據支持。峰迴路轉的是，最近卻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所謂「暖化問題」可能真的只是「人為」，只是此「人為」並不是環保分子所指的「人為」罷了。

最近，加拿大博客兼業餘氣象研究員Stephen McIntyre，在其網頁踢爆一向支持「人為暖化論」的美國太空總署哥德研究所(GISS)及其領導人James Hansen，指出其數據一直錯誤地高估了美國近年的氣溫，結果GISS被逼承認錯誤，修訂了數據，其中包括將00至06年美國大陸的平均氣溫讀數調低了攝氏0.15度。

美國這0.15度的調整，對全球氣候來說看似「微不足道」(GISS亦如是說)，但卻足以動搖一向被傳媒渲染的「全球暖化」童話故事。美國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才「暖化」了0.21度，現調低0.15度，即代表「暖化問題」忽然「紓緩」了三分之二﹗這位加拿大博客對改善「暖化問題」的貢獻，較任何環保分子都要大得多﹗

另外，GISS過去的數據一直顯示近一百年來，美國大陸相連的四十八個州，十大最炎熱年份一半都在90年或以後發生。但經修訂之後，十個最熱年份變成有四次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發生，近十年發生僅得三次(參閱附表※)。可以說，美國這個「全球暖化禍首」，在過去百年原來沒有怎樣暖化過﹗更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全球工業化尚未普及，二氧化碳的排放比現在少得多。這無疑令傳媒知識分子在渲染「人為暖化」故事時，更難自圓其說。

既然難說，傳媒便索性不說。香港的傳媒對Mclntyre的踢爆固然完全沒有報道，就連美國當地的傳媒也很少提及。可以想像，如果今次GISS是向上修訂近年氣溫的話，傳媒肯定會以大字標題報導。事實上，《華爾報日報》的評論就指，整件事件令人不安的地方正是傳媒的雙重標準。
　
其實，今次踢爆GISS的Mclntyre，之前亦有份踢爆過環保分子經常引用、俗稱「hockey stick」的北半球一千年氣溫重組圖表。Hockey stick「大受歡迎」，是因為它顯示北半球的溫度在近一百年突然急速上升，符合環保分子和傳媒的「預期」，故此就算它離奇地把「中世紀溫暖期」和「小冰河時期」等氣溫的起伏，一筆抹去，大家也毫不介意，聯合國的官僚機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家小组」（IPCC）更急不及待把它放在2001年的報告作為重點氣溫重組圖表。

可是，此「stick」其後卻被Mclntyre等人踢爆是以錯誤方法創作出來，IPCC於是在07年的最新報告淡化hockey stick的重要性，改為把它和其他十多個圖表並列在一起，當中有些顯示目前的氣溫並非一千年以來最高。報告雖然仍然認為近年氣候是一千年來最高，但亦承認地球暖化其實早在五百年前已經開始。

類似GISS和hockey stick所犯的謬誤，「人為地」提升了氣溫，傳媒跟著大事渲染，還說是「科學共識」，但當這些所謂「科學共識」被否證時，卻無人再去跟進，遂令「暖化問題」越鬧越大。可幸的是，隨著「人為暖化論」的謬誤越揭越多，學術界似乎亦已漸漸轉軚。04年有統計指十年來發表的氣候變化科學論文，有七成半是支持或有限度支持「人為暖化理論」，但以相同方法的統計最近卻顯示，支持的比例近三年已跌至只有四成半。對於「人為暖化論」，多數論文只持中立結論，有百分之6更完全否定。

更有趣的是，儘管我們的傳媒仍在不斷渲染諸如「水淹中環」等暖化災難故事，在統計的528篇論文中，認為氣候變化會帶來災難性後果的，只得一篇。

9月09日: NASA’s James Hansen Finally Releases Climate Data Computer Codes
9月10日: The BBC has scrapped plans for a TV special on climate change
9月23日: James Hansen當年相信「人為冷化論」
9月26日: James Hansen fundedd by Sorros
10月5日: Questioning 20th Century Warm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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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utal Moron

明報8月26日社評「由金鷹到阿柑 由人情到個人選擇」認為漁護署應考慮社會上愛狗人士的呼應，聯絡狗隻訓練專家去領養曾狂噬主人手臂的金毛尋回犬阿柑, 並說這爭議「不但涉及法理與人情的平衡，亦考驗港府對個人權利和責任的考量，是值得社會思考的課題。」

黃牛本來對這事件沒有什麼興趣, 阿柑被領養或人道毀滅都有其道理, 但明報社評人不知何故硬要多此一舉, 搬出彼德辛格Peter Singer來支持其論點:

• 對於重視動物福利的市民來說，狗命不可苟且。正如英國哲學家彼德辛格的著作《動物解放》說：「死亡，從來就不是不痛苦的。」動物被人道毀滅，奪去生命的過程仍是非常痛苦的。尊重動物生命，亦是人道和進步的做法，而這正是吃狗肉被視為不文明和野蠻的原因。將阿柑人道毀滅，是在狗主梁太的感情傷口上再灑鹽，亦會向社會宣示了不重視生命的信息。

彼德辛格可說是典型的Intellecutal Moron, 說他「尊重動物生命」, 正確的其實是「不尊重人類生命」, 辛格認為動物和人類一樣有權利, 認為動物歧視speciesism在道德上等同種族歧視, 近年來的激進的動物權益運動便是受其理論啟發, 以其著作《動物解放》為名的激進組織動物解放前線更在美國和英國認為是個恐怖威脅。

辛格除了同意利用非法甚至暴力手段去「解放」動物, 還提倡殺嬰infanticide和安樂死Euthanasia, 也認為人獸交沒有什麼不對, 明報社評人引用辛格的說話用意是什麼? 是表示對辛格激進理論的認同? 還是根本不知道辛格是這樣的荒謬?

還有, 辛格不是英國人, 而是澳洲人。

9月17日: Call to resist animal rights 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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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動物是平等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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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快的快樂謬論

「怎樣才會快樂」從來都是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有錢故然不一定快樂，擁有自由也未必能夠快樂，童年是許多人一生最快樂的時光，卻往住亦是最受別人管束的一段歲月。由此可見，「快樂」這概念既主觀又難以捉摸。但許多傳媒知識分子偏偏卻不是這樣看，他們不但自以為了解別人怎樣才會快樂，更自大的是，他們要鼓吹政府去干預「人民的快樂」。

嶺南大學最近公布的2007年的「香港快樂指數」跌至三年以來低位，傳媒知識份子於是又大造文章，歸咎這是政府「單靠發展經濟的單線思維」所造成的結果，故政府有責任建立一個「更符合社會公義的社會」，改善市民的快樂。

怎樣才算一個「不單靠發展經濟」而又「符合社會公義」的「快樂社會」呢？傳媒知識分子給我們舉了一個現成的例子﹕不丹。為甚麼？因為不丹是全球最窮困的國家之一，卻可以在英國心理學家Adrian White編製的「世界快樂地圖」排名第八，比排名第六十三、「單靠發展經濟」的香港高出一大截，故此值得香港借鏡。傳媒知識分子如是說。

筆者不知道不丹人民是否真的很快樂。我只知道，不丹一直以來是個專制的國家，該國對電視和互聯網的禁令，直至1999年才被國王撤銷。這樣的社會，就是「更符合社會公義」了嗎？事實上，如果大家看過那幅「世界快樂地圖」，便會發現越富裕的地區，整體而言人民便越快樂。作者Adrian White也認為，整體上快樂地區的元素包括良好的醫療、高人均收入和普及的教育，但卻沒有包括所謂「社會公義」，例如日本和南韓的人民收入差距較小，理應「更符合社會公義」，但他們的「快樂排名」卻比中國和香港還要低﹗

就算是嶺南大學的土炮「快樂指數」，實際上亦顯示了財富和個人快樂的關係。在指數中，最不快樂的香港人是失業和低技術人士，正正反映了發展經濟的重要性，因為按照同一邏輯，經濟一旦衰退，失業人數上升，不快樂的香港人肯定只會更多。

傳媒知識分子借題發揮，先拿不丹把香港揶揄一番，復再要求政府「以提升市民幸福快樂為己任」，無非是乘機宣傳其一貫大政府、反市場的左傾思維﹔透過政府干預把「快樂的感覺平均分佈在社會各階層」，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平均主義。其所謂增加港人快樂的「意見」，就更加不知所謂﹕甚麼「居住環境可以在石屎森林以外」、「保存社區價值」、「維護香港人的價值」(可笑的是，連「公餘與家人共聚，多撥出時間運動」也算作是港人的價值﹗)，筆者實在看不出靠這些「政策」如何可以令失業和低技術人士更快樂。

正如有錢不一定快樂一樣，「在石屎森林以外居住」也未必會快樂﹔一個追求事業上成功感的人，政府若以「最高工時」等立法，逼他多陪家人、多做運動，他會開心嗎？政府保留皇后碼頭等「集體回憶」會令市民快樂嗎？有沒有想過一個中環的上班族，是多麼的渴望擴建後的馬路，可以令他多點公餘時間與家人共聚，而不是浪費在塞車上？傳媒知識分子只懂按照自己的意思，將人對快樂的追尋徹底簡單化，難怪會被人看成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了。

正如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所言，政府要保護的是人民「追尋快樂」的權利，而不是把人民當成是小孩般，以干預的手段「提升」或「平均分配」他們的快樂，因為真正的快樂只有個人自己才知道，也只能靠自己去爭取。在經濟好境時，看到別人升職加薪或炒股賺大錢，因出於妒忌而感到不快樂的話，那完全是個人的問題，真正要「好好反省」的是個人，不是政府。左翼傳媒指鹿為馬，把責任通通推到政府身上，在社會上煽動非理性的民粹情緒，這種行為，本身才是最令人不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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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8日: Happiness: Enough Alre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