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袋稅VS加電費 看「環保」真面目

一個成本低至幾仙的膠袋，政府徵稅五毫，傳媒知識分子會說是徵得「合理」、「愈早實施愈好」﹔兩間電力公司以燃料成本上升為由加電費，傳媒則批評兩電是「巧取豪奪」、「宰割市民」。

有讀者可能會說﹕政府開徵膠袋稅，是要制止市民「濫用膠袋」，而兩電加價則只為「賺到盡」，兩者怎可相提並論？沒錯，兩者的動機或許不同，但其「環保效益」卻是一樣﹕市民的負擔增加了，自然會減少消費。套用環保署的說法，就是為減少消費提供「經濟誘因」。既然加徵膠袋稅可制止市民「濫用膠袋」，為甚麼加電費不能制止市民「浪費電力」呢？

事實上，單純以「環保」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能使市民減少「浪費」，加收的錢落入政府抑或私人公司，反而並不重要。環保分子過去不是一直都指摘香港人在用電上很「浪費」嗎？今年中，環保組織「地球之友」就曾批評香港人的用電，在過去十年增加了一成八，增幅遠超過同期的人口增長。當時不少傳媒亦附和，指「地球之友」的數據，顯示目前的節能措施「無法扭轉本港『高消耗、高浪費、高污染』的殘酷事實」。

事隔只半年，今天為了反對兩電加電費，同一份報章卻指市民和商戶為了節省電費，已經「扭盡六壬」、「慳無可慳」。短短半年間，香港人可以由「高消耗、高浪費」變成「慳無可慳」，這種「公正第一」的報道手法的確是叫人嘆為觀止的。

以上的例子反映了我們在傳媒看到的所謂「環保訊息」有多荒謬。為了製造「濫用」和「浪費」的假象，傳媒和環保分子往往只片面地強調某一商品或活動的消費量有多大，把相關的物品打成「不環保」。政府開徴膠袋稅的理據，亦正是建基於這種荒謬的邏輯之上。事實上，把任何一件像膠袋般輕若鴻毛的普及商品，放在一個七百萬多人的城市，你總可以得出一個看似很龐大的消耗量。

為了推行膠袋稅，政府更混淆聽視、誤導市民，一方面說環保政策是基於「污染者自付」原則，但另一方面自己卻不依循有關原則，把膠袋稅釐定在五毫子這個遠高於處理膠袋廢物成本的水平。為了自圓其說，環保署誣衊香港人「濫用膠袋」，完全沒有顧及香港人以步行往返超市，實際上遠較歐美國家以駕車購物為環保的客觀事實。百佳實行膠袋收費計劃不足五天後草草收場，已清楚顯示市民對膠袋收費是何等不滿，虧環保局局長邱騰華仍厚著面皮說甚麼「多數市民認同膠袋稅」這般的鬼話。

事實上，購物膠袋佔固體廢物的比例微不足道，政府始終沒有說明就算膠袋用量減少，對「環保」到底有甚麼實質益處。堆田區會因為市民少用膠袋而停建或延遲興建嗎？處理垃圾的成本可因而減低多少嗎？這些數據政府完全沒有提供，推行膠袋稅唯一能肯定的「成就」，就是庫房增加了收入。

與膠袋稅相比，加電費的「環保效益」顯然大得多。為了節省電費，市民和商界用電量自然會減少，最終令電廠的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減少，這不是環保分子一向的訴求嗎？兼且加電費在執行上更簡單直接，不須像膠袋稅般要商戶花資源去更改收付系統，又不須政府花費公帑增聘人手檢控免費派膠袋的「違法商人」，環保分子理應上街遊行慶祝才是，為甚麼會默不作聲的呢？

對膠袋稅和加電費截然不同的態度，實際上暴露了環保分子迷信大政府的真面目。對他們來說，只有政府從上面壓下來的才算是「環保」。故此，他們會認為政府按耗電量多寡而徵收「電費稅」是符合「環保原則」，但對於有相同「環保效益」的電力公司加電費，環保分子卻選擇避而不談。說穿了，這其實是一埸披上「環保」外衣的反資本主義運動。

本網相關評論﹕不義的膠袋稅﹔與「污者自付」和「環保」無關的膠袋稅﹔膠袋稅﹕令公僕變身「大家長」

2008年1月14日: Survey shows eco-warriors are worst polluters

推薦閱讀:
Environmentalism: a spiteful, mean-spirited drive for less power

氣候怎變 反美不變

全球一百九十國家的代表，合共乘座噴射客機超過一萬班次，老遠的飛到印尼峇里，期間估計導致排放至少47000噸二氧化碳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終於在上周末閉幕了。在未談這次峇里會議之前，請大家先看一則報道﹕

"莫斯科地區發生幾世紀以情況最惡劣的旱災，中美洲、亞洲南部、中國、澳洲、撒哈拉以南亦出現嚴重早災﹔美國則有洪水為患‥‥"

大家可能以為以上又是有關「全球暖化」引起全球天災的報道。但其實，這是筆者節錄自1977年《讀者文摘》出版的《二十世紀大事實錄》。有趣的是，它並不是在描述「全球暖化」，而是在描述「全球冷化」﹕由於七十年代初期出現了「一連串不祥事件」（ominous events）─ 包括地球的冰雪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格陵蘭創下一百年來最低氣溫 ─ 該書指氣候學家相信地球的氣溫正在不斷變冷。沒有錯，七十年代傳媒口中的「全球危機」是「冰河時期重臨」，而不是「全球暖化」。

溫故知新，或許大家會更加了解現在所說的所謂「全球暖化危機」，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事實上，自古以來恆常出現的氣候變化和天災，經過「悉心剪裁」之後，一向都是傳媒炮製「全球危機」的好材料。

回看這次峇里會議的報道，傳媒再一次淪為左翼環保信徒「人為全球暖化論」的宣傳工具。例如，傳媒會說「07年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但卻不會提及事實上自98年開始，全球溫度一直走勢平坦，並沒有再上升過。另外，傳媒又會指「美國拒絕讓步」是各國未能達成減排目標的元凶，但卻不會提到美國近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長，其實遠較釐定了減排目標的歐盟各國為少，在06年更首次出現減幅。(※註)

另外，對於在會議期間，有超過一百名科學家、工程師及經濟學家聯名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出公開信，嚴厲批評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家小組」（IPCC）一事，本地傳媒更是完全置若罔聞。那封公開信，不但抨擊IPCC廣泛宣傳、由小撮寫手撰寫的「製訂政策者撮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其實並不能代表「科學界共識」，更明確指出以「減排」來阻止氣候變化非但毫無科學根據，減排措施所造成的資源錯配和經濟放慢，對人類的遺害可能更大。

這封公開信更明確指出多個傳媒不斷向公眾洗腦式灌輸的「全球暖化」謬誤﹕二十世紀後期全球平均氣溫上升的幅度(每十年0.1至0.2 ℃)，其實並沒有偏離過去一萬年來自然氣候變化的幅度﹔傳媒渲染的冰川融化、海水上升以及動物遷徙等現象，並沒有顯示氣候有異常的變化﹔目前的電腦模擬(computer models)技術，其實並沒有預測氣候能力，正如之前電腦模擬亦估計不到自1998年開始全球氣溫停止了「暖化」一樣。

不過，對於已被左傾自由派壟斷的本地傳媒來說，報道是否有科學根據似乎並不重要，因為整個所謂「全球暖化危機」，本質上其實是一場左翼的反美運動，無論如何，矛頭最終都一定指向美國。所以，即使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上成績較佳，依然是「罪在美國」，相反，歐盟本身減排失敗，其主催成立的排放權交易更導致大量弄虛作假，卻不會有人提起。傳媒更不會去質疑，要人口持續增長的美國，和人口日漸萎縮的歐洲，履行相同的減排目標到底是否合理。

隨着98年開始全球氣溫停止「暖化」，現在，越來越多左翼人士已改稱這場「危機」為「氣候變化危機」了。畢竟，不管未來的天氣是變暖抑或是變冷，他們這場反美運動還是會繼續下去的。
※註 ﹕數據請參閱《假大空的減排鬧劇》

12月21日: Japan Omits Carbon Tax, Trading From Latest Pollution Measures
12月22日: Over 400 Scientists Disputed Man-Made Global Warming Claims in 2007
12月23日: U.S. Fertility Rate Hits 35-Year High

推薦閱讀:
Developing countries use global warming try to slow America's economy
2008: Year of global cooling
Climate alarmism hits a brick wall
Post-Bali Manic Depression

「布殊症」令才子變小農

在美國，很多傳媒人和政客都感染了一個種叫「布殊錯亂症侯群」(Bush Derangement Syndrome)的流行病，患者許多時本來思想健全，但當提及布殊這名字時便會突然病發，思覺失調，完全失去分析能力，進而把世界上所有的過錯，完全歸咎於布殊。這流行病已擴散至香港的華文傳媒，最新一批患者之中，包括了「香江第一才子」陶傑先生。

陶傑先生的「布殊錯亂症」是在寫《蘋果日報》11月25日的一篇大作時發作的。他把中國經濟崛起、美艦小鷹號訪港被拒、美俄關係轉差等不同事件混為一談，通通說成是「布殊政府手忙腳亂」的結果。首先，他認為「布殊的錯誤連連，令中國得到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崛起環境」，令中國的生產總值和出口近年激增，相對上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實力則日漸衰退。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中國經濟崛起，美國其實是主要得益者。就像商務部長薄熙來所說﹕順差在中國，利潤卻往往在美國。有數據便指，蘋果的ipod在中國組裝，售價299美元，美國獲得163美元，中國分得的組裝費卻只有區區3美元。為甚麼陶傑先生會認為中國「穩定崛起」對美國只有壞處呢？未「崛起」前的中國，在韓戰和越戰中處處跟美國作對，難道這才叫對美國有利嗎？

事實上，中國經濟早在布殊當選總統前已「穩定崛起」，如果沒有中國的崛起，世界經濟不會發展得這麼好，美國人亦不可能長期享用大量廉價中國貨。布殊在任至今，雖然經歷九一一和反恐戰，還有克林頓留下的科網泡沫爆破，但美國經濟依然保持強勁發展，只有「小農思維」才會認為中國的崛起會「葬送美國國家利益」。

中國經濟崛起不但對美國的經濟有利，亦增加了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力。在改革開放前，「美帝」對中國這個人口大國影響力甚微，現在卻是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並經常在貿易上向中國施壓，人民幣便在這種情況下升值速度不斷加快﹔文化方面的入侵更不消說，觀賞盜版荷里活電影已成為中國百姓的精神食糧，從這角度看，美國的「勢力」不但沒有衰退，反而正在擴張。

「布殊錯亂症」令陶傑先生思考混亂，既說美日安保條約令「美日的結盟一天穩固，中日韓就不可能連成一線」，但又指「南韓、日本、中國一旦結盟，美國馬上將被矮化為二等國」。美國目前在日韓都有大量駐軍，日韓政府都不願放棄美國的保護傘，在軍事上有可能與中國結盟嗎？難道陶傑先生認為日本會邀請解放軍進駐沖繩？中國拒絕小鷹號訪港，就是美國在東亞日漸失勢的象徵？未免太過阿Q了吧？﹗

為了把每一件事都歸咎於布殊，陶傑先生更突然失憶，說在布殊任職總統前，「除了古巴和北韓之外，美國在全球基本上沒有冷熱戰的宿敵，但現在多了俄國、伊朗、中國、阿富汗」。事情真是這樣？伊朗在巴列維王朝之後何曾做過美國的盟友？拉登的阿爾蓋達難道不是在克林頓時代的阿富汗塔里班政權包庇下坐大的嗎? 事實上，阿爾蓋達自93年第一次襲擊美國世貿中心後，在克林頓時代曾多次在非洲、中東和亞洲發動恐怖襲擊，對此克林頓一直知悉，但卻沒有採取任何果斷的行動。至於「把俄國推向對立面」的始作俑者，其實亦是克林頓﹕1999年克林頓在俄羅斯極力反對及在沒有聯合國授權之下，帶領北約出兵科索沃﹔那次出兵美軍還誤炸了中國使館，觸發中國各地出現連串反美浪潮。普京則於2000年當上俄羅斯總統。那時，布殊還在德州當州長。

博古通今的陶傑，思維可以一下子退化至「小農」般的膚淺，足見「布殊錯亂症」的恐怖。可幸是，他還記得美國一直擁有著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高地。沒有錯，只要堅持此高地，就算再多的宿敵 ─ 不管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共產主義、抑或是今天的恐怖主義 ─ 始終都會被一一戰勝的。在此，祝福陶傑先生的「布殊症」早日康復。

2007年12日20日: 世界銀行用新測算法評估後發現中國經濟規模原來被誇大四成。
2007年12日20日: 美國導彈防禦系統首度由日本試射成功, 顯示美日同盟穩固
2007年12日22日: Bush boxed in his congressional foes

推薦閱讀:
American power is diminishing? Don't believe it
Anti-Americanism: It's About American Power, Not Policy
Is trade deficits making the U.S. poor?

泛民的弱者自憐能沉溺多久？

在西方民主的政治中，很少政客會以弱者自居來博取選民同情，因為這樣做的效果往往適得其反。

例如，美國下屆總統熱門候選人希拉莉，最近便因暗示自己的女性身份令她遭受民主黨內其他全男班(the all-boys club)候選人圍攻。希拉莉打出這張「以受害者自居」(playing the victim)的女人牌，結果惹來劣評如潮之評，批評者中包括不少當地具有影響力的女強人，她們都認為希拉莉將話題扯到「性別歧視」之上，本身才是對女性才幹的一種侮辱。

類似上述希拉莉那種「被圍攻的弱者」定位，也可以在剛贏得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陳方安生身上找到。回看整個參選過程，由一開始參選投訴被政府官員「親疏有別」冷淡對待，到拉票時助選人員被人推撞滋擾，以至泛民在區選大敗後對民建聯「鐵票效應」的驚恐所觸發的「選情告急」，陳太自覺或不自覺間，一直都擺脫不了一種被人圍攻的受害者角色。

到陳太當選正式就任立法會議員，這種被圍攻的角色依然揮之不去。陳太及她的泛民戰友，視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忽然民生」的揶揄為「人身攻擊」。他們沒有以強者的姿態對曾德成的言論作出正面反擊，反而弱勢地控訴政府官員「不應該如此對待一個有民意授權的立法會議員」，又指曾的發言顯示政府「冇心搞好行政立法關係」。最堪玩味的是教協的張文光，他以教師的口脗責罵曾德成「毫無道理地攻擊言論相當斯文的陳太」，要求曾「為失言道歉」，令人聯想起當日他控訴羅范椒芬對教師「涼薄無情」的往事。

曾德成的「挑釁」或許真的「有失斯文」，但立法會的議事堂卻不是學校裏的課室，市民都不會預期所選出的議員，心靈會像學生般脆弱得不堪一擊。相反，選民希望見到的是，議員在面對攻擊時能作出有力的反擊。被曾德成無理攻擊嗎？便直斥他胡說八道吧。這是民意領袖應有的氣派。可是，陳太和泛民卻再一次把自己的定位放在一個弱者角色之上，滿肚屈結地埋怨對方「不應如此對一個有民意授權的議員」，這種感性的控訴，或許能贏得同情，但在辯論上卻肯定是輸了氣勢。至於指責曾德成的說話不利「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更加反映泛民在立場上完全進退失據，因為選民若以「搞好行政立法關係」為基本考慮的話，當日投票支持的便不會是泛民而是保皇黨。

事實上，缺乏攻擊力的弱者定位已令泛民在政治上往往處於被動。例如早前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後遭受親中陣營文革式的圍攻，便只顧忙著辯護自己的原意是「呼籲外國不要杯葛奧運」，其支持者又煩瑣地解釋英文「press for」其實並非「施壓」的意思，結果是被人家牽著鼻子走，文章原本想要談的中國人權問題，反而無人再去理會。

以被圍攻的受害者自居的政治定位，偶一為之或許會爭得市民的同情票，長期來說卻是一種自我失敗(self defeating)的策略，因為沒有選民會希望自己站在的一方，永遠都是處於弱勢的。要知道，香港人支持民主的同時，更欣賞資本主義優勝劣敗的規律。反覆強調自己如何被人打壓、被人圍攻，同時又拿不出突圍的氣勢和能力，只會進一步加深自我失敗者的形象。

在民主政治高度發展的美國，希拉莉稍為以弱示人便即劣評如潮，逼使她匆匆撤回那張弱勢的女人牌。在香港這個「畸形的政治生態」下，泛民又能在弱者的自憐中沉溺多久呢？

《蘋果批》在向左轉嗎？

十一月十五日蘋果日報專欄《蘋果批》題為「美奸迷思」的評論，提及一件在上海世界橋牌比賽後發生的事﹕勝出的美國女子隊在隨後的餐會中，有成員在合照時舉起一張背後寫上「We did not vote for Bush」的餐牌，結果被狠批為「美奸」，當事人可能要面臨包括停賽、社會服務，及公開道歉等懲罰。《蘋果批》指這有違美國核心價值之一的言論自由。筆者認為，《蘋果批》顯然誤解了言論自由的意義。

重要的事實是﹕女隊員都是美國橋牌聯會(the United State Bridge Federation, U.S.B.F.)的會員，而U.S.B.F.則是一個私人組織，負責選拔隊伍代表美國參實。那個餐會是比賽的頒獎晚宴，並不是甚麼私人聚會。女隊員作為U.S.B.F會員代表美國參實，在一個非政治性的官式場合中把個人的政治取向「公諸於世」，《蘋果批》認為是一種恰當的行為嗎？

事實上，考慮對女隊員作出懲罰的是U.S.B.F.，並不是政府機構或法庭。如果女隊員堅持自己沒有做錯，可以選擇退出這個「不自由」的組織﹔當然，她們會損失了在出賽上的收入，但正如許多球員在批評球會或教練之後，往往馬上會被雪藏一樣，這些情況在運動界屢見不鮮，從來沒有人會認為是違反了球員的「言論自由」。

任何人都會知道，在商業社會裏，「言論自由」是受商業原則約束的，當代表公司出席公開活動時，大家都自然地盡量免談政治等敏感話題，不會每事都暢所欲言。女隊員為甚麼無端端會舉起「不投票給布殊」的餐牌呢？據隊長表示，是因為發覺許多外國選手言談間都很不滿布殊，故便舉起「反布殊」餐牌以示自己也有「批判能力」。 這種行為雖然只是鬧著玩，但其後果卻可能直接損害所屬組織的利益。U.S.B.F.便表示，事件可能令該會失去一些商業贊助，因為贊助商為了不得失任何客戶，通常都會找些政治中立的項目來贊助。不要忘記，這些都是靠出賽賺錢的專業選手，卻如此幫U.S.B.F.「倒米」，本身已是一種極不成熟的行為，事件的重點與其表達方式是否「非暴力、不帶威脅性」，根本完全沒有關係。

至於狠批女隊員為「美奸」(“treason” and “sedition”)的，既不是U.S.B.F.，亦不是甚麼政客或傳媒。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其實只是一些沒名沒姓的電郵，這些過激的言論，在網絡世界可說是無日無之，其性質與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後被指「漢奸」的情況更完全是兩回事﹕與U.S.B.F.女隊員在非政治性的場合「暢所欲言」不同，李柱銘選擇去發表個人政治見解的是一份政治性的刊物，而狠批李柱銘的則包括了全港暢銷的報章和知名的政客。

女隊員「反布殊」的戲言應不應受嚴厲懲罰？筆者沒有意見，因這始終是U.S.B.F.這個私人組織的內部紀律問題，但將事件扯到言論自由的層次則絕對是離題。美國的立國精神是人人與生俱來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快樂的權利，卻不表示私人組織連約束會員的自主權也沒有，而言論自由的意思也不代表說任何話都可以不受批評和不須承擔任何後果。

近年左翼自由派「爭取民權」的一種手法，便是將自由、人權等概念的意思無限伸延﹕學校處罰舉起有關吸食大麻標語的中學生，會被批評是「限制了學生的言論自由權」﹔童軍組織不讓男同性戀者當男童軍領袖，則被批評為「侵犯了同性戀者的權利」。就像美國日裔作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披著「自由派」的外衣，逐漸改變「自由」一詞內在的含意。其結果往往是引來更多的政府立法干預，令民間組織的獨立自主空間越縮越小，這是《蘋果批》願意看到的境象嗎？

2008年2月13日: 英奧運選手禁批中國人權

Section 51 of the IOC's charter:
"..athletes must not indulge in any kind of political demonstration or racial or religious propaganda at the Olympic sites and venues."

布殊的軍師卡爾羅夫的訪問

明報數學

明報11月16日用整版報導有個法國博士生僅花72.4秒就算出200位數13次方根, 還訪問了浸大教授解釋當中竅門和珠心算專業教育協會會長, 花了這麼多資源, 報導的第一句竟然就完全錯誤:

• 1331的平方根是121、3次方根就是11……

永不反省的綠色智慧

事實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這標準對環保分子卻用不著。例如，環保分子常說地球越來越熱，但事實卻是現在的溫度比「中世紀溫暖期」仍要低，加上冷氣的發明，中暑熱死的人其實是越來越少﹔環保分子認為應用化學農藥最終會危害人類健康，但其實現代人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長壽和健康﹔「全球暖化」令農作物失收嗎？現代的農產量過剩得要「反傾銷」﹔早在上世紀初便有人指能源和各種資源會在短期內用光，結果呢？已知而未被開採的資源比以往更多，而且不斷地有新的發現。

環保分子所提出的種種「危機」，到最後為甚麼往往總是經不起簡單的事實檢驗？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環保分子對「資源將被耗盡」有一種非理性的恐懼。儘管換了包裝，現代環保主義與十九世紀初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一脈相承，都認為人口膨脹到最後必然會破壞地球，耗盡所有資源，卻忽略了地球上最重要的資源，其實就是人類的智慧和創造力。

人口無疑是不斷增長，能源也是越用越多，但環保分子設想的大災難卻從來沒有出現過。相反，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均壽命越來越長，物質生活越來越富足， 現在一個普通平民百姓所擁有的物質，就算以往的帝王也享受不到。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無疑會產生污染，但當工業化提升了人民財富之後，先進國家的環境和空氣，其實都比以往更加清潔。,

事實上，沒有甚麼比貧窮對環境造成更大的破壞。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人民，還是倚靠燒木來烹食和照明，隨處垃圾也沒有現代化的設施去處理。保護環境其實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最終有賴現代科技去解決﹔而現代科技的發展，又與自由的市場經濟息息相關。

可是，環保分子卻從來不會因此而作出反省。他們不相信人類的智慧可以解決問題，反而認為人類本身才是問題的根源 ─ 是一種令「地球先生」生病的病毒。像Paul Ehrlich般環保人士，便認為全球人口最好維持在約十億至二十億之間，才能夠「可持續」發展下去。最近，甚至有書籍描繪這個世界如果沒有人類之後，將會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復原。沒有人類的世界，似乎才是許多環保分子心中的「理想世界」。

由於對人類智慧的不信任，你會發覺社會越是進步，環保份子的抗爭便越是激進。由於認為現代科技是破壞地球的元兇，環保分子「拯救地球」的方法，是要透過政府的禁制和限制，「淨化」人們的消費行為。

無疑，現代生活有其不足之處，但這世界從來就不是完美的，只能透過人的智慧及市場的運作不斷作出自我改善。最大的問題是，現代環保運動的本質是悲觀的。在西方富裕社會的環保分子不但對現代文明和制度帶給我們好處視而不見，反而會因為自己身處一個發達社會而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內疚和自責。

事實上，現代環保運動的發源地正是西方的富裕社會，支持「環保」最落力的，往往都是一些中產以上的富裕階層。這些人嘴裏說著「環保」，過著的卻是豪宅加轎車、環遊世界各地度假等真正消耗資源的生活。為了紓解心中的內疚，他們會強烈支持徵收膠袋稅、鼓吹價錢昂貴的有機食物、以及付款「中和」自己引發的二氧化碳排放。這些所謂「環保」行為，其實對環保沒甚幫助，但卻會把物價推得更高。不過反正他們有的是錢，多付少許便可沖走罪惡感，繼續安心消費，還可以對其他低消費但不對「環保」pay lip service的人加以指責，何樂而不為？他們從不去反省這種偽善的綠色智慧。

可是，物價高了，最終受苦的卻是處於弱勢和貧窮的人﹔最諷刺的是，真正生活樸素的平民百姓，每天還要看著那些過著富裕生活的「環保分子」在電視裏虛偽地告訴大家﹕現代生活其實是不環保的，樸素的生活才是一種美德﹗

2007年補充
11月19日: Recycling plastic is not as green as you think
11月20日: Energy-saving moves could add to emissions
11月21日: UK Rail industry admits that it’s often greener to travel by car (report)
11月21日: Walking to the shops ‘damages planet more than going by car’
11月21日: Kyoto projects harm ozone layer
11月23日: Eco-nonsense: Women who won't have babies - because they're not eco friendly
11月25日: Eco-nonsense: The French are using horses to pull schoolbuses and to collect refuse
11月26日: Mad Science: Astronomy will destroy the universe
12月02日: Recycling isn't as eco-friendly as its propagandists says
12月02日: WWF: A Fifth of UN Carbon Credits May be Bogus
12月05日: Study: Divorce Squanders Earth's Resources
12月10日: Baby tax needed to save planet, claims expert
12月22日: Greenpeace: 30,000 species each year were becoming extinct
2008年補充
1月28日: Eco-nonsense: Road humps slow the traffic but speed up death of planet
2月09日: Stop admiring men who drive sports cars to f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
2月18日: Bottled water 'is immoral'

推薦閱讀:
Returning humanity to a dark age of inequality and stagnation
It's Not Easy Pleasing Greens
The uneven advice of green-living guides

推高物價的環保帝國主義

環保主義是現時全球最龐大的民粹信仰，環保組織都說要為環境「盡一分力」，但看真一點，其實大部分旨在反對普及化的消費，其所鼓吹「環保」手段儘管五花百門，但歸根結底，最終都是要人為地推高物價，從而令大家減少消費。事實上，環保信仰已經開始扭曲正常的市場運作。

膠袋稅、輪胎稅等，固然是明目張膽地以稅項的形式推高物價﹔比較含蓄的，例如環保信徒經常鼓吹立法強制市民改用的慳電膽，以及「為了大家健康著想」而極力推薦的有機菜，實際上都是一些昂貴的商品，價錢貴上好幾倍，對環境一樣可以有負面影響﹕慳電膽含有劇毒的水銀，其棄置物較烏絲燈泡更難處理﹔有機農產對資源的消耗和所產生的污染，均倍於傳統農作物。

減少「屏風樓」是環保信徒另一訴求，為了順應這個潮流，我們的曾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減低樓宇的發展密度，說這樣會令「樓宇更加美觀」、「締造更佳的居住環境」。這或許都是事實，但問題是到時又會有多少人能負擔得起這些「更佳的居住環境」呢？減低發展密度，其實就是變相減少樓宇的供應，樓價焉有不升之理？君不見最近當政府宣布調低西九文化項目的樓宇高度限制時，附近樓盤的叫價便馬上跳升？最近，證券行美林的報告就估計，越演越烈的環保和保育政策，最終無可避免導致樓市供應出現結構性的短缺，刺激樓價急升。這些不方便的真相，環保信徒卻絕口不提。

曾特首另一項環保新猷「停車熄匙」，表面上對物價影響不大，但看真一點，任誰都知道即使在立法強制「停車熄匙」後，很多車主，尤其在夏季，其實都只會改為將車子在附近慢駛兜圈，不但耗油更多，更令道路更加擠塞，為政府日後進一步實施電子道路收費舖路。此外，「停車熄匙」將逼使車主不斷將車子的引擎重覆開關，增加汽車機件的損耗，無形中推高了汽車維修保養的成本。

還有的是近年全球糧食價格飆升，環保信徒亦「居功」不少。多得他們鼓吹那套在科學上謬誤叢生的「人為二氧化碳導致全球暖化」理論，近年多國政府大力開發所謂「碳中和」(carbon neutral)的再生能源，這些再生能源都由農作品提煉，糧食價格的升勢因而火上加油，玉米和小麥價格便在今年分別升至十年高位和歷史新高。更惡劣的是，大量本來用於耕種食物的土地和資源，都被改為種植可提煉生物能源的玉米和甘蔗等，無形中亦搶高其他農產品價格。

糧食價格被搶高，最終受苦者是貧窮地區的人，在先進國家養尊處優的環保信徒會去救濟他們嗎？最諷刺的是，連環保信徒也心知肚明，種植這些「綠色能源」，需要砍伐大量樹林和消耗大量水源，對環境的破壞更大，耕作過程中更會釋出如氧化氮等的溫室氣體，影響甚至比石油更壞。為了實踐「碳中和」這個假大空的信仰，弄出這樣一大堆問題，環保信徒在拯救我們脫離「人為暖化災難」之前，已先將我們推向一個由他們一手做成的生態大災難﹗

環保信徒堅信普及化的消費最終必會耗盡地球資源，故把保護環境這個原應是管理上的課題，提升至道德的層次。深知政治正確的重要，他們並不會光明正大要求抬高物價以遏抑消費，反而是透過美麗的綠色口號加上嚇人的末日論，推動各國政府實施各式各樣的規管干預，曲線地將物價推高。這種把信仰強加於人，令人們 ─ 特別是窮人 ─ 改善生活的權利受到剝削的行徑，對於熱愛自由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環保帝國主義。

2007年11月19曰: Greenpeace Blocks Shipment of Indonesian Palm Oil
2007年11月20曰: UN Expert: Biofuel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2007年11月20曰: UN Official: Biofuels bonanza facing 'crash'
2007年11月20曰: Oxfam: Biofuel rush harmful
2007年11月20日: Ethanol Bust Makes Losers of Bush, Gates, D.E. Shaw
2007年11月22日: Nobel winner: Many Biofuels Have More Climate Impact Than Oil
2007年12月05日: Riots and hunger feared as food costs soars
2008年01月16日: EU rethinks biofuels guidelines
2008年01月20日: UK MP: Biofuels 'do more harm than good'
2008年02月13日: Goldman Sachs: World faces famine as energy costs rise

推薦閱讀:
Eco-imperialism at the Bali summit?
Do Global Warming Policies Help the Poor?
The High Cost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m
Effort to keep the seas from rising may be killing the life in them
Scotland's future's green, but is it golden?
Biofuels Madness in U.S.
The End of Cheap Food
Green "Disparate Impact"

當民粹去到極端(之二)

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呼籲美國總統布殊趁北京奧運的機會，促使中國改善人權，被《東方日報》等報章作出文革式的人身攻擊﹔自視為「知識分子報章」的《明報》和《信報》，竟也與《東方日報》等合流，合力將這場反智的民粹風潮像股市一樣推向高峰。

身為「知識分子報章」，《明報》和《信報》對李柱銘的批評，無疑來得比較「含蓄」﹕《明報》的社評指，李柱銘的文章提及美國總統布殊是「不智」的，因為「勢必觸動中央政府的神經」﹔《信報》社評的論點亦差不多，指李柱銘「在文章內五次提點布殊總統‥‥正正刺中了北京的要害」。(值得一提的是，《信報》把李原文的press for譯作「促使」，意思上比《明報》的「施壓」更貼近原文，單從這一點，前者無疑比後者更像個「知識分子」)

首先，提一提布殊的名字就是「引入外部勢力」了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明報》和《信報》自己也經常「引入外部勢力」干預別國內政。例如，《明報》九月底的社評就曾要求「與緬甸關係甚深的中國」，在軍政府鎮壓平民一事上「應該與國際社會保持一致，促請緬甸軍政府克制」，《信報》亦有類似的評論，指「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愈來愈大‥‥似乎已無法再袖手旁觀」。《明報》和《信報》的評論，同樣會「觸動緬甸軍政府的神經」、「刺中軍政府的要害」，對緬甸的民主進程同樣有「負面作用」，那麼，兩報的評社人又是否需要向緬甸人民認錯、道歉呢？

再者，李柱銘的文章稍為提及布殊，就真的會「刺中北京要害」嗎？這根本就是個毫無根據的臆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李柱銘事件的回應，其實只是輕措淡寫的說﹕「沒有道理，亦不會取得任何結果」。這像是被「刺中要害」後的反應嗎？似乎，被「刺中要害」不是中央，而且本地的民粹分子。

李柱銘的文章不但「刺中」了傳統親中的民粹分子，也「觸動」了一直反美的左翼知識分子。《信報》的社評便藉事件乘機踩布殊一腳，指布殊政府的人權紀錄「不堪入目」，直指李柱銘要求布殊協助中國改進人權「怎會有說服力？」

中國的人權狀況真的可以和美國的相提並論嗎？相信《信報》的社評人自己心中有數。美國的人權紀錄究竟怎樣「不堪入目」呢？就算那座專扣留懷疑恐怖分子、被傳媒描繪為最「不堪入目」的關塔那摩監獄，由於膳食豐富，以致被扣留人士有過肥之患，最近更有獲釋的「宿友」爭取繼續居留關塔那摩的「權利」﹗《信報》社評人簡直一句「不堪入目」，其實是以煽情的反美口號來迴避真正的問題，論據膚淺，本身才是沒有說服力。

事實上，李柱銘是民選議員，如果真的「把錯了香港人的脈搏」，日後自會受到選民的懲罰。故此，要評論的其實是整件事所引發的民粹狂焰﹕原來在香港，那怕只是發表一些可能令中央「覺得不是味兒」的言論，隨時可以惹來文革式的狠辣批鬥，更壞的是，所謂的「傳媒知識分子」，原來都沒有道德勇氣去直斥其非，反而去指摘發表言論的人是「不智」，情況就像魯迅所說，看到別人被無辜斬頭，只懂哄上去趁熱鬧，完全沒有正義感和是非之心。

哲學家Edmund Burke說﹕邪惡的勝利所倚仗的，是正義的人袖手旁觀(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that good men do nothing)。故作「中立」的傳媒知識分子，是把香港的民粹主義推向極端的幫凶。

IPCC的「科學共識」

聯合國官僚機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家小組」（IPCC），經常宣稱「全球暖化危機」已是「科學共識」，不容再被質疑，傳媒知識分子對此深信不疑。

終於，有團體按捺不住，向345名曾參與IPCC2007年氣候報告的美國科學家發出問卷調查，當中54名完成問卷，結果發現﹕

‧ 不足一半被訪者認為，全球氣溫上升攝氏1度會有不良(undesirable)影響 (註﹕二十世紀全球氣溫估計上升約0.6度)
‧只有13%被訪者認為「全球的理想氣候」應是比現時的涼快(cooler than the present)
‧61%被訪者認為根本沒有「理想氣候」這回事﹗
‧只有20%認為人類活動是影響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

本網相關評論﹕「暖化問題」原來真是「人為」的﹗﹔戈爾的「和平貢獻」有多大？

推薦閱讀:
The UN Climate Change Numbers Hoax
IPCC: separating factfrom fright
No consensus on IPCC's level of ignorance
What is wrong with the IPCC? and Why it should be disbanded
Bias and Concealment in the IPCC Process

當民粹去到極端

特首曾蔭權是幸福的。他說錯一句話，便馬上被傳媒當頭捧喝，令他可以立即「虛心道歉」，挽回「香港人的支持」。但幸福不是必然的。在現今民粹思潮之下，儘管很多人說話假大空，卻會被傳媒賜予道德高岸，加以吹捧，以致令民粹輿論越演越烈，逐漸「走到極端」。

例如，宣布要與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競逐港島補選議席的保育人士何來，言論虛無浮誇，明顯與一般香港市民脫節，傳媒卻竟然認為她「對一般市民的生活、需要和想法的了解，只怕也比兩位前高官深」。事實上，何來一方面申領綜援，另一方面堅持要女兒入讀昂貴的國際學校，顯然就並非一般市民認同的「生活」和「想法」。她指香港人沒有「自我感」(without a sense of self)、「不知道自己是誰」*，也反映了她和現實脫節。正是她口中那羣「不知自己是誰」的香港人努力工作，推動經濟發展，政府才有稅收，支付包括綜援金在內的各種開支。

只有真正不知自己是誰，又或者是沒法接受自己的人，才會被這樣一個虛無的「自我感」問題困擾。他們硬要替我們解答一個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問題，而傳媒卻視他們為我們的「保育代言人」。

「保育」現在已淪為一個民粹口號，甚麼事情也要「保育」一番，古舊建築要保育，文化藝術也要保育。就算激烈一點，傳媒也認為是「情有可原」，反正保育是「無價」的，是為「下一代著想」的，要求政府花費公帑保育，傳媒更覺得是理所當然。

例如炙手可熱的西九文化目項，議員和文化人都大談「保育」文化藝術之道。其中，梁家傑率先嫌政府注資一百九十億元不夠多，認為政府應該花更多錢在「軟件配套」之上，「培育市民的文化與藝術修養」，使之日後成為西九的觀眾。有傳媒隨即和應，也指政府要在軟件方面「急起直追」。
。
類似梁家傑的「軟件論」，其實是政客典型的循環論證，因為即使日後西九文化項目反應冷清、慘淡經營，「軟件論」者都可以自圓其說，推說是因為政府花錢不夠多，培養不出「懂得欣賞藝術的觀眾和人才」，埋下了一個不斷消耗公帑的陷阱。傳媒未有指出梁家傑的謬誤，反而拍手附和，難怪梁議員以及他的公民黨，一直都矯正不了其左傾的民粹立場。

在現代開放的社會裏，一門藝術的興起，就像曾蔭權所說般「每一次都與政府的指導無關」。港產片和廣東歌，以往在本地以至海外曾經有過大量「懂得欣賞的觀眾」，卻從未需要政府資助。反而這十多來港產片的觀眾迅速流失，電影業界才開始走出來要政府協助「培養觀眾」。

政府花錢「培養觀眾」，註定是個無底深潭。西九項目「硬件」工程還未上馬，文化藝術團體已紛紛要求政府加碼培訓「軟件」，整個項目的花費，顯然並不是羅家英先生在宣傳片所說般「睡覺要有張床，做戲要有個戲台」那麼簡單。政府日後還要不斷花費公帑「培養」人來睡「那張床」﹗

「當民主去到極端會出現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是不合邏輯兼杞人憂天，但當「民粹去到極端」香港又會變成怎樣呢？卻沒有人知道。

* "Hong Kong is like a person without a sense of self. We don't know who we were, who we are, or who we want to be" - HK Magazine, pg 46, Oct 19, 2007

煙民英雄

本網相關評論: 包容80萬煙民 捍衛吸煙的個人自由

伊拉克局勢持續改善

近月來本地有關伊拉克的新聞只有早前土耳其可能揮軍伊拉克打擊庫爾德叛軍, 明顯傳媒只會報導有關伊拉克的壞消息。

事實自數月前美國改變戰略增加駐軍後, 伊拉克的情況普遍已經大為改善, 可以說到了重要的轉捩點。首先美軍死亡人數大減, 十月份在伊拉克死亡的美國人數是過去18個月來最低的水平, 比5月高峰時減了7成，事實是美軍目前的死亡人數和過去二十多年的平均比較其實也不算高。伊拉克各地的暴力事件近月來也大為減少, 叛軍和恐怖份子雖然揚言在剛結束的齋戒月大開殺戒，但結果十月份伊拉克平民和軍人死亡人數是近兩年來最低。更重要的是阿蓋德在伊拉克不但受到美伊聯軍重創, 其在伊的恐怖活動令本來與其合作的遜尼派叛軍也起來反抗, 甚至和美軍合作把阿蓋德驅逐出伊拉克。

伊拉克近來局勢正面發展令本來反戰的美國主流傳媒如CNN和ABC(1, 2)也不能不正視, 而英國的泰晤士報和衛報都認為美國近期在伊拉克的成功沒有受到應得的肯定。

美國民主黨去年中期選舉勝出後揚言會迫布殊盡快自伊拉克撤軍，但伊拉克的發展令其不得不把這目標放棄。而期待多年的伊拉克內戰結果沒有出現, 美國沒有狼狽地撤軍, 美國以至香港主流傳媒相信一定非常失望。

11月5日補充: 要知道伊拉克安全和經濟詳細數據可參考Iraq Index, 一個由美國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每月發表的報告。

11月7日: Militant Group Is Out of Baghdad, Declining violence brought46,000 Iraqi home
11月9日: Turkish-bred prosperity makes war less likely in Iraqi Kurdistan
11月10日: Movie-goers Shun Anti-war Films
11月12日: Iraq Rocket, Mortar Fire at 21-Month Low
11月13日: Violence Down in Baghdad
11月19日: Progress, Progress And More Progress, Ambulance drivers catch their breath
11月20日: Newsweek: Baghdad Comes Alive
11月20日: New York Times: Attacks in Iraq Fell, Baghdad Security Improves
11月20日: Los Angles Times: Sects unite to battle Al Qaeda in Iraq, Iraq says the worst is over
11月21日: Washington Post: In Iraq, Signs of Hope and Peril
11月21日: Financial Times: 'Phenomenal' drop in Iraq violence, Bloodshed Curbed
11月21日: UK Times: Better security sees Iraqi refugees flood home
11月23日: CNN: Shiites call for UN probe into 'Iranian terrorist' activity
11月26日: Reopening of museum and a famous Baghdad street
11月27日: Talks on Ending Battle of Iraq while Iraq Agrees To Long-Term U.S. Presence
11月27日: 2008 final year for US troops in Iraq under UN mandate
12月01日: 連最反伊戰的議員John Murtha在訪問伊拉克後也不得不承認局勢已經改善

推薦閱讀:
Debating Iraq's Transition
IRAQ: What Went Right
Something To Give Thanks For: Good News from Iraq
Iraq is a Quagmire for Al-Qaida
Iraq IS war on terror
Why the violence has declined in Iraq
Liquor stores return to Baghdad
Iraq: Job Won
The Real Iraqi Miracle
Winning One Battle, Fighting the Next
Ambushed By Our Own
Democrats zero for 40 on Iraq

美國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人物

根據英國電訊報的排名

戈爾的「和平貢獻」有多大？

「環保鬥士」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了。那麼，到底他對世界和平的「貢獻」有多大呢？

應該是很大。例如，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顯然認為，戈爾對「和平」的貢獻，要比為了抗議緬甸軍政府獨裁統治而拋頭顱、灑熱血的一眾僧侶高。戈爾的貢獻亦比許多為著爭取民主、自由而作出犠牲的人士高，例如為了推動越南民主三月被判監八年的越南神父阮文黎，冒險協助北韓人逃亡的南韓宣教師千基元，兒子被判監九年的新彊異見人士熱比婭，還有曾被下毒毁容、堅持「橙色革命」精神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他們都沒有獲得和平獎。(參閱文章 Not Nobel Winners)

究竟戈爾做了甚麼，以致他的「和平成就」這麼高呢？原來，戈爾製作了一套叫「絕望真相」的科幻電影，又籌辦了橫跨全球十一個地區的Live Earth演唱會。由於戈爾的成就「高」，所以就算那套「絕望真相」，最近被英國高等法院裁定謬誤連篇，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也可以視若無睹。 須知道，英國法官指出的九個謬誤，可不是無心之失的小錯誤，而是關乎整個「人為全球暖化」理論基礎存在著誤導﹕例如，根據「冰核」（ice core）的研究顯示，過去六十五萬年，其實是全球氣溫上升之後數百年二氧化碳量才上升，而非戈爾宣稱的二氧化碳導致氣溫上升。

戈爾的「和平」貢獻，亦遠超過他的Live Earth對環境帶來的影響﹕整個演唱會估計導致排放至少74500噸二氧化碳，數量是英國人每年平均排放量的三千多倍。光是搖滾巨星們飛來飛去獻唱，涉及的飛行里數就有三十五萬公里，加起來足以環繞地球九個圈。 更難得的是，戈爾一方面鼓勵大家減少消費，另一方面，他的身家這幾年來卻可以暴漲，其淨資產由當年參選總統競選前只有約八十萬美元，暴增至超過一億美元。富貴了的戈爾，其生活當然不可與一般跟著他對抗「暖化」的平民百姓相提並論，故此，他的豪宅用電量可以是美國家庭平均的二十倍，又可以用私人飛機周遊列國，這些花費，諾貝爾評審委員會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身為「環保鬥士」，自己卻過奢華生活、擁有超乎常人的「碳腳印」（carbon footprint），難免會被人指指點點，於是，戈爾找出一個非常方便的方法為自己開脫﹕他是有購買「碳信用」（carbon credit）來抵銷自己的「碳腳印」的。但後來人們卻發現，原來戈爾和高盛前高層開設了一間投資公司，他的碳信用便是這公司替他購買的﹔這公司聲稱主要投資在可持續發展的企業上，同時也是溫室氣體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的會員，戈爾四周推銷全球暖化論，無形中亦在推廣自己的生意。

戈爾對「和平」的貢獻，也包括他在任副總統時，拒絕把美國已經簽署了的《京都條約》提交國會表決。假如國會當年通過承認《京都條約》，往後布殊的經濟和能源政策便無可避免受到限制，美國以至全球經濟，便可能不會有之後的巨大增長，戈爾當年不把條約提交國會，無疑亦應記一功。

當然，除戈爾之外，亦不能不提同獲諾貝爾平和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這個官僚機構，一手打破客觀的科學傳統，改為只篩選一些支持「人為暖化」的半熟理論，以「製訂政策者撮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的方式，率先宣稱這是「科學界共識」，制止科學家事事講求實證的「無謂紛爭」，其對「和平」的貢獻，亦是實至名歸。

戈爾和IPCC，一個開拍在科學上錯漏百出的科幻電影，另一個則把科學實證原則打個稀巴爛，但同樣可以對「世界和平」有著莫大的貢獻，世事之匪夷所思，由此可見一斑。令人擔心的是，觀乎過去許多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人物，如阿拉法、哥爾巴喬夫、卡達和安南等，他們的影響力和歷史的評價都每況愈下。將來，如果地球氣候沒有如其所預言般惡化，相信戈爾日後也難逃類似宿命的。

11月13日: 戈爾的新生意: Venture Capitalist and Follows His Green Dream
11月20曰: Al Gore Thinks Media's Global-Warming Coverage Too Balanced

推薦閱讀:
Al Gore: enviro-tyrant
U.N. Scientist Rejects Nobel Prize Share
Some environmentalists have no shame
Gore's Grades Belie Image of Studiousness
Hey Al Gore, We Want a Refund!
IPCC: the dangers of enforcing consensus
35 Inconvenient Truths
Al Gore's Global Warming, Inc.
Was Gore Hired as Venture Capitalist or Venture Lobbyist?
Gore Uses 'Fascist' Tactics to Push Warming Agenda

保育禍水

古蹟被破壞，究竟保育分子是不是「元凶」呢？要知道答案，必先要弄清楚現在我們談的是怎麼樣的「保育分子」。

首先，最近有兩個例子，顯示「保育分子」並不是對所有古舊建築物都有興趣的。位於港島半山的景賢里大宅，建築古雅，擁有七十年歷史，多年來一直被業主保養得好端端的，結果04年開始便被「保育團體」長春社盯上，鼓吹政府把大宅列為「法定古蹟」。

與此同時，在打鼓嶺的坪輋老圍村裏，座落了一幢古宅，歷史超過一百年，比景賢里還要悠久，但卻因為保養得不好，長期被白蟻蛀蝕，屋主05年向地政署申請拆卸重建，遲遲未獲批准，最近部分閣樓更塌了下來。奇怪的是，像長春社般的團體，不但沒有興趣「保育」這座古宅，對業主申請拆卸更是不聞不問。

顯然易見，一座古舊建築的保養，是其是否值得保留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今天，我們之所以仍能看到景賢里那「京華春夢」的氣派，想深一層，其實全賴歷任業主不斷花錢去維修保養，亦即是說，儘管是出於自利，多年來一直在保育著景賢里的，實際上正是這座古宅的業主。

業主們多年來真金白銀地保育了古宅，換來的卻是今天「保育分子」的懲罰。「保育分子」要政府把景賢里列為「法定古蹟」，限制業主在改建和發展上的自由，變相將古宅「充公」。然而，對像坪輋老圍村那幢保養得不好的古宅，「保育分子」卻會「網開一面」，不但不會要求政府列為古蹟，甚至連古宅日久失修得快要塌下來也懶得去理﹗

這種思維，其實是一種「獎賞失敗者」(reward failure)的邏輯﹕保養得良好的私人物業會被公家列為古蹟，投資因而被綁死﹔保養不好的呢，則可以不需理會。這種荒謬的邏輯，變相鼓勵業主不要花太多錢去保養舊宅，以免物業日後被「充公」。原意是保育古舊建築，結果適得其反。

現今「保育分子」的另一個特色是以偏概全，只強調歷史古蹟是「無價」的，要全力保護，卻迴避了另一個事實﹕業主的產業是「有價」的，故此，任何違反業主意願的保育方案，至少都應該以市場價格為標準作出合理補償。對私有產權的尊重和保障，是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個基本要求。如果一個社會連私有產權都不尊重，根本就毫無公平和公義可言，就算能保留所有古老建築物，都是沒有意義的。

三年多以來，長春社一直催促政府將景賢里列為法定古蹟，但有沒有同時提出一套合理的補償建議呢？沒錯，它嘗試過發起全港「一人一元」的募捐來收購景賢里，但募損的金額卻只是六百萬元。六百萬元是個理合的收購價嗎？八月初，景賢里的前業主以4.3億元出售景賢里，六百萬元只相當於這個成交價不足百分之1.4。所謂募捐運動只不過是做場戲。

假如你父母所住的那幢舊唐樓，明知有人願意高價收購發展，但長春社般的保育分子卻嚷著要政府把它列為「古蹟」，而所提出的補償卻只是象徵式的一萬幾千，你會叫父母怎麼辦？還不會像景賢里的前業主般，匆匆出售現套，以免夜長夢多嗎？

最近，長春社又表示會私自向城規會申請把景賢里改作保育用途，「容許」新業主在餘下的空地「興建相容的樓宇」，認為這樣便可以達致「雙贏」。連新業主的發展計劃也攪未清楚，長春社便要私自去申請更改土地用途，這又是尊重業主的做法嗎？

事實上，無論是現金收購、更改地契、抑或轉地積比率，一般業主最關心的，是最終的補償至少不低於市場價值。長春社卻一直沒有清楚說明是否支持這個原則。「保育分子」如果連這個最基本的誠意也拿不出來，不但難以取信於業主去建立「夥伴關係」，更令人懷疑其要保留的建築物，是否真的那麼「無價」，值得我們冒著破壞香港保障私產的優良傳統去保留它。

由此看來，傳統古蹟之被破壞，「保育分子」就算不是「元凶」，似乎亦是把事情越攪越糟的「禍水」了。

葉劉沒有意義的道歉

一個推銷員上門，拙劣地向你推銷一件爛貨，結果被你當面拒絕了。隔幾天，他又登門造訪，說要為當日的「推銷手法」道歉，你會覺得怎樣？相信一定會感到莫名其妙，因為你拒絕的其實是那件爛貨，而不是他的「推銷手法」﹔推銷員若只為「推銷手法」而道歉，對象理應是他的老闆。

葉劉淑儀便是那位推銷員。她在宣佈參選當日向廣大市民就當年推銷廿三條的「手法」道歉，部分傳媒額首稱慶，認為可以減輕市民「昔日不愉快的記憶」。如果認為當年五十萬人上街原來只為反對葉劉的「推銷手法」，那無疑是把香港人看得太扁。

當年葉劉推銷廿三條無疑是惡形惡相、手法拙劣，但五十萬市民抵著炎熱上街反對的，主要卻不是葉劉或她的推銷手法，而是當時政府制訂的廿三條法案本身。大家都記得，廿三條法案條文嚴苛，當中包括容許警察入屋搜查前不需向法官申請搜查令，嚴重打擊港人對基本人權和言論自由的信心。

事實上，大部分市民對《基本法》規定要為廿三條立法這個大原則，基本上並無異議，但卻恐懼藏在具體條文細節內的魔鬼。如果葉劉仍然堅持廿三條的風波只是一個「推銷手法」的問題，實在是對當年上街港人智慧的一種侮辱，同時亦令人更加確信，她近年的所謂「轉變」，其實也只不過是一種「推銷手法」而已，如同她改變髮型一樣，非常表面。

為「推銷手法」而道歉，就算多麼有真誠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顯示了她的政治理念仍然和當年一樣，沒有改變過。政治理念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現在要選的是立法會議員，而不是政府官僚，推銷手段或辯論口才或許有用，但最重要的還是日後在立法時，在各種政治議題上的投票取向。葉劉最近的道歉，其實只是用掩眼法來迴避一個大家心中都希望她回答的問題﹕如果她當選了立法會議員，而政府又把當年的廿三條法案，原封不動的再提交立法會表決，她會如何投票呢？

要知道，特首曾蔭權雖然曾說過在任期間內，為廿三條立法「不是優先處理的項目」，但有關立法始終是《基本法》的規定，難保他日不會將類似03年的條文，重新包裝再提交立法會。究竟葉劉是否仍然會支持像03年般嚴苛的條文呢？沒有人知道。我們只知道，她自美國學成歸來的時候，已曾說過毋須就推行廿三條而道歉，而在最近道歉之後，亦強調自己的道歉只不過是針對自己的失言罷了。

在這次選戰中，部分選民可能因為對泛民多年來的左傾政治感到失望，而有求變之心，但在廿三條這個關乎個人自由的大是大非問題，卻不應掉以輕心。葉劉雖然擁有「星級團隊」的支持，她的政治辭鋒亦大有進境，但在廿三條之上仍然左右言他，難以令人信服。

就算真的只談「推銷手法」，當年葉劉硬銷廿三條，曾向市民宣稱那條惡法必須在那年七月九日通過，呼籲大家「一定要信葉太」，但結果市民卻發現事實並非這樣，有關立法其實完全沒有逼切性。這種「推銷手法」，顯然並非只是葉太道歉時所說般「無心快語」冒犯市民那麼簡單，當中實在有欺騙市民之嫌。

葉太希望藉「推銷手法」的道歉，把陳方安生和泛民最具攻擊性的武器「中和」(neutralize)，但許多當年曾走過上街、反對過廿三條的市民卻並不如此容易上當。對他們來說，候選人在廿三條的立場，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試金石。如果葉劉真的認為當年只是因為她的「推銷手段」低劣，才會激起民憤，破壞了廿三條立法好事的話，那麼她道歉的對象，應該是董建華和黨中央，而不是普羅市民。

誰借「暖化」過橋？

9月27日信報一篇有關製造羽絨的新股波司登的報道說﹕

‧正當全球暖化逐步惡化，中國暖冬問題亦漸見嚴重‥‥中國暖冬問題引發的存貨囤積，導致波司登要為存貨減值撥備，截至二○○七年三月底止，存貨急增一點四倍至十二億四千四百萬元

但根據波司登自己的招股書所顯示，最近三年中國的「暖冬」和「寒冬」，其實只是梅花間竹地出現，完全沒有「逐步惡化」、「漸見嚴重」的趨勢。

究竟這些話是誰說的？是公司管理層自己說的、還是記者自己創作的？

事實上，只要看清楚招股書，07年3月波司登製成品的存貨急升1.85倍，但該年度的經營收入卻反而上升五成，同時毛利率卻下跌 ─ 似乎正是上市前加大產量、谷大生意額的一貫手法﹗

不做「泛民共主」就有希望

陳方安生出選港島區立法會議席的補選，最令人興奮的，是她講明不想去當甚麼「泛民陣營的共主」。不是嗎？陳太這次要出山競逐一個任期只得七個多月的議席，究其原因，正是泛民的失敗一手促成，若她真的走出來說要當這個陣營的「共主」，那才叫人擔心。

泛民的失敗，不是因為如傳媒所說般「一盤散沙」，又或者是沒有「第二梯隊」，而是他們遇上一個本應在03年七一遊行之後永不超生的葉劉淑儀，也顯得毫無勝算﹗

要陳方安生出山，是因為泛民陣營知道很可能會輸給葉劉。輸給葉劉，並不是輸了一個立法會議席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其象徵意義﹕它代表了泛民靠七一遊行所賺取的政治老本，會一下子輸光。不要忘記，葉劉以「掃把頭」的惡形惡相硬銷廿三條、一手觸發五十萬人大遊行，才只是四年前發生的事。

試想想，如果補選是在當年五十萬人遊行之後舉行，相信泛民就算派「第三、第四梯隊」一樣可以擊敗葉劉。泛民最失敗之處，是今天的葉劉和四年前的她，其實沒有多大分別。下台之後，葉劉無疑是去了史丹福「浸鹹水」、又剪了個新髮型，形象上是有些少改善，但其基本的意識形態，卻不見得有甚麼大轉變，為甚麼她能夠在這次單議席單票制的補選中，成為了泛民「聞風喪膽」的勁敵呢？與其說是葉劉自我改造成功，倒不如說是泛民的失敗，因為這反映了他們在市民心中的地位，這四年來迅速下滑。

泛民不是未曾在選舉中輸過，但這次若輸給葉劉卻會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泛民原先高調地把這次補選定位為「民主和反民主的公投」，結果卻反而更像是市民對泛民陣營的一場公投。既然自知沒有勝利的把握，泛民於是「調整」了這次補選的定位 ─ 自己抽身而出，改為力邀陳太出戰。其可以不計較陳太的管治理念是否與其一致，也可以不理會黨內「第二梯隊」的反對。一句話﹕泛民這次是輸不起的。

事實上，市民未必真的支持葉劉，但卻對泛民近年越來越左的表現的確是感到煩厭。葉劉向我們硬銷廿三條，泛民則向我們硬銷左傾的大政府主義﹕這裏嫌政府就反壟斷立法不夠快，那裏又嫌政府對西九文化項目的資助不夠多﹔最低工資、膠袋稅、車肽稅、一刀切禁煙法等等，諸如此類的政府干預，他們無一不歡，完全莫視香港人一向重視自由的基本價值觀。

要不是看準這點，就算有民建聯的鐵票作後盾，葉劉也未必敢參與這次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說得明白一點，葉太所指望的不是自己對選民有多大吸引力，而是選民對泛民陣營有多失望。就像大家不一定很喜歡曾蔭權，但相比起梁家傑，大家卻會覺得前者更加務實可靠，以致令他在三月「模擬特首戰」中，民意調查一直遙遙領先。

客觀的形勢表明，靠食七一遊行老本的泛民，政治資本已經消散得七七八八。陳太的出選，可以吸引部分原本已對泛民陣營灰心的市民﹔官場出身的她，聽聞獲得部分商界支持，多少亦令人憧憬她可以在越來越左的「泛民」政黨政治以外，開闢一個新的局面，為市民帶來新的希望。去當「泛民陣營共主」？不要開玩笑了。

膠袋稅﹕令公僕變身「大家長」

服務市民是政府的職責，相信沒有人會反對，而處理垃圾就是政府一項最基本的職責。這項服務當然不是免費，它是由公帑 ─ 亦即是市民的錢 ─ 來支付的。市民給錢政府，是要它替我們清理垃圾，而不是要它過問我們的垃圾桶內應該有些甚麼垃圾。從來都是這樣，直至有了膠袋稅。

膠袋稅的目的，並不是政府要籌錢來處理垃圾，反而是政府逃避責任，不願意去處理「太多」膠袋垃圾，於是要以徵稅去「阻嚇」市民使用膠袋。多徵市民的錢同時，處理垃圾的工作量又可因而減輕，這樣一個不公平的建議，簡直就是當普羅市民是傻子。

更不知所謂的是一眾盲從附和的傳媒知識分子，一直不負責任地向公眾傳達錯誤訊息，聲稱膠袋稅是「污者自付」的「環保稅」。這些謬論最近已由政府官僚親自戮破。

「政府消息人士」最近向傳媒表明，不會將膠袋稅的收入，與相關的環保開支掛勾，「以免公眾誤解投放在環保的資源最終很少」。「污者自付」就是按照處理有關污染的開支來計算收費﹔不與開支掛勾，實際上就是承認膠袋稅根本與「污者自付」無關。事實上，政府心知肚明，每年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的總成本才只是十二億元，其中顏色膠袋所攤佔的成本估計不足一成，若膠袋稅和成本掛勾，根本就不可能每個收五毫子那麼多。

該名「政府消息人士」同時也自我踢爆了「膠袋稅是環保稅」這個騙人的伎倆。當記者問到是否擔心開徵膠袋稅後，市民會大量轉用紙袋時，「消息人士」說不擔心，因為「紙袋在製造、運輸及儲存成本均比膠袋高」。製造、運輸和儲存的成本高，正顯示了紙袋在生產和處理過程，所消耗的資源都比膠袋多，亦即更「不環保」。這首先證明了市場力量本身已經選擇了較環保的產品, 完全不需要政府插手﹔再者，如果政府真的以環保角度出發，紙袋不是比膠袋更應被列為徵稅對象嗎？

選擇向膠袋開刀，說來說去，真正的原因其實只得一個﹕政府認為膠袋價錢廉宜，必定會被市民「濫用」，所以要開徵新梲，令到市民感到「肉痛」。但政府憑甚麼認定市民在「濫用」呢? 就只因為大家不會任何時候隨身攜帶一個所謂環保袋？

莫說政府的數字有誇大之嫌 (塑料袋業廠商會指出，環保署的膠袋用量數字與統計處的相差十倍)，就算盡信政府，「每名香港人平均每天使用三個膠袋」，這就是「濫用膠袋」嗎？市民一般會將購物膠袋當垃圾膠袋用，垃圾膠袋比超市膠袋大數倍以上，政府有沒有計算過，市民因而每天節省了多少個垃圾膠袋？

再者，香港的商舖密集分布，市民隨時可步行到就近的超市搜購日用品，然後重甸甸的挽回家，不像歐美國家般需要駛車到老遠的超市購物，然後直接駛到家門。相比起來，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在使用能源方面非常有效率, 香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遠比西方國家少, 以每公噸排放來算我們的生產值更是全世界排第九。這麼環保的生活方式也許令我們用多了膠袋, 但環保分子和政府只看我們用膠袋的數量便認定我們是浪費和不環保, 實在是非常不公平。

事實上，市民多用膠袋，只反映了價錢廉宜、柔韌耐用的膠袋廣受大眾歡迎而已，當中並沒有所謂濫用不濫用。只要膠袋稅的先例一開，任何廣受大眾歡迎的商品，日後都可以「濫用」之名徵稅。政府編造「市民濫用膠袋」的謊言，藉此將自己的角色，由服務市民的公僕，變身成為指導市民行為的「大家長」。開徵膠袋稅，為大政府「僕奪主權」立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

本網相關評論﹕與「污者自付」和「環保」無關的膠袋稅﹔不義的膠袋稅

9月30日: Ignore the greenwash.. plastic is fantastic, Plastic bag tax 'would increase waste'

也是小農

9月17日蘋果日報的陶傑短評，將古宅景賢里的業主比喻為「一個賊佬」，因被保育人士「暗中報警」，於是便馬上拆卸古宅(陶傑的原文是﹕「殺了他的老母，姦了他的妹子」)。

這個是一個極盡煽情、同時亦是十分不知所謂的比喻。景賢里的業主不是賊佬，他是用真金白銀買下景賢里的。

你可以罵該名業主滿身銅臭、毫無品味，但他只不過是擔心自己的投資，會因被政府列為「古蹟」而化為烏有罷了。

「暖化問題」原來真是「人為」的﹗

環保分子的「人為全球暖化理論」說，人類製造的二氧化碳是全球氣溫近年急升的元兇。這個粗疏的假設，一直缺乏嚴格的科學證據支持。峰迴路轉的是，最近卻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所謂「暖化問題」可能真的只是「人為」，只是此「人為」並不是環保分子所指的「人為」罷了。

最近，加拿大博客兼業餘氣象研究員Stephen McIntyre，在其網頁踢爆一向支持「人為暖化論」的美國太空總署哥德研究所(GISS)及其領導人James Hansen，指出其數據一直錯誤地高估了美國近年的氣溫，結果GISS被逼承認錯誤，修訂了數據，其中包括將00至06年美國大陸的平均氣溫讀數調低了攝氏0.15度。

美國這0.15度的調整，對全球氣候來說看似「微不足道」(GISS亦如是說)，但卻足以動搖一向被傳媒渲染的「全球暖化」童話故事。美國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才「暖化」了0.21度，現調低0.15度，即代表「暖化問題」忽然「紓緩」了三分之二﹗這位加拿大博客對改善「暖化問題」的貢獻，較任何環保分子都要大得多﹗

另外，GISS過去的數據一直顯示近一百年來，美國大陸相連的四十八個州，十大最炎熱年份一半都在90年或以後發生。但經修訂之後，十個最熱年份變成有四次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發生，近十年發生僅得三次(參閱附表※)。可以說，美國這個「全球暖化禍首」，在過去百年原來沒有怎樣暖化過﹗更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全球工業化尚未普及，二氧化碳的排放比現在少得多。這無疑令傳媒知識分子在渲染「人為暖化」故事時，更難自圓其說。

既然難說，傳媒便索性不說。香港的傳媒對Mclntyre的踢爆固然完全沒有報道，就連美國當地的傳媒也很少提及。可以想像，如果今次GISS是向上修訂近年氣溫的話，傳媒肯定會以大字標題報導。事實上，《華爾報日報》的評論就指，整件事件令人不安的地方正是傳媒的雙重標準。
　
其實，今次踢爆GISS的Mclntyre，之前亦有份踢爆過環保分子經常引用、俗稱「hockey stick」的北半球一千年氣溫重組圖表。Hockey stick「大受歡迎」，是因為它顯示北半球的溫度在近一百年突然急速上升，符合環保分子和傳媒的「預期」，故此就算它離奇地把「中世紀溫暖期」和「小冰河時期」等氣溫的起伏，一筆抹去，大家也毫不介意，聯合國的官僚機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家小组」（IPCC）更急不及待把它放在2001年的報告作為重點氣溫重組圖表。

可是，此「stick」其後卻被Mclntyre等人踢爆是以錯誤方法創作出來，IPCC於是在07年的最新報告淡化hockey stick的重要性，改為把它和其他十多個圖表並列在一起，當中有些顯示目前的氣溫並非一千年以來最高。報告雖然仍然認為近年氣候是一千年來最高，但亦承認地球暖化其實早在五百年前已經開始。

類似GISS和hockey stick所犯的謬誤，「人為地」提升了氣溫，傳媒跟著大事渲染，還說是「科學共識」，但當這些所謂「科學共識」被否證時，卻無人再去跟進，遂令「暖化問題」越鬧越大。可幸的是，隨著「人為暖化論」的謬誤越揭越多，學術界似乎亦已漸漸轉軚。04年有統計指十年來發表的氣候變化科學論文，有七成半是支持或有限度支持「人為暖化理論」，但以相同方法的統計最近卻顯示，支持的比例近三年已跌至只有四成半。對於「人為暖化論」，多數論文只持中立結論，有百分之6更完全否定。

更有趣的是，儘管我們的傳媒仍在不斷渲染諸如「水淹中環」等暖化災難故事，在統計的528篇論文中，認為氣候變化會帶來災難性後果的，只得一篇。

9月09日: NASA’s James Hansen Finally Releases Climate Data Computer Codes
9月10日: The BBC has scrapped plans for a TV special on climate change
9月23日: James Hansen當年相信「人為冷化論」
9月26日: James Hansen fundedd by Sorros
10月5日: Questioning 20th Century Warmth

推薦閱讀:
NASA and the Warmest Year
The climate debate could be changing
New doubts on global warming in revised NASA temperature data
NASA Flacks for Global Warming and Skirts Scientific Ethics
Reason to Re-Assess Global Warming Scare
Global warming is more alarmist than alarming
Yes, global warming really is man-made
A 2000-year global temperature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non-treering proxies
Tree Rings Don't Indicate Past Temperatures

Intellecutal Moron

明報8月26日社評「由金鷹到阿柑 由人情到個人選擇」認為漁護署應考慮社會上愛狗人士的呼應，聯絡狗隻訓練專家去領養曾狂噬主人手臂的金毛尋回犬阿柑, 並說這爭議「不但涉及法理與人情的平衡，亦考驗港府對個人權利和責任的考量，是值得社會思考的課題。」

黃牛本來對這事件沒有什麼興趣, 阿柑被領養或人道毀滅都有其道理, 但明報社評人不知何故硬要多此一舉, 搬出彼德辛格Peter Singer來支持其論點:

• 對於重視動物福利的市民來說，狗命不可苟且。正如英國哲學家彼德辛格的著作《動物解放》說：「死亡，從來就不是不痛苦的。」動物被人道毀滅，奪去生命的過程仍是非常痛苦的。尊重動物生命，亦是人道和進步的做法，而這正是吃狗肉被視為不文明和野蠻的原因。將阿柑人道毀滅，是在狗主梁太的感情傷口上再灑鹽，亦會向社會宣示了不重視生命的信息。

彼德辛格可說是典型的Intellecutal Moron, 說他「尊重動物生命」, 正確的其實是「不尊重人類生命」, 辛格認為動物和人類一樣有權利, 認為動物歧視speciesism在道德上等同種族歧視, 近年來的激進的動物權益運動便是受其理論啟發, 以其著作《動物解放》為名的激進組織動物解放前線更在美國和英國認為是個恐怖威脅。

辛格除了同意利用非法甚至暴力手段去「解放」動物, 還提倡殺嬰infanticide和安樂死Euthanasia, 也認為人獸交沒有什麼不對, 明報社評人引用辛格的說話用意是什麼? 是表示對辛格激進理論的認同? 還是根本不知道辛格是這樣的荒謬?

還有, 辛格不是英國人, 而是澳洲人。

9月17日: Call to resist animal rights threats

本網相關評論:
人和動物是平等的嗎?

伸延閱讀:
Peter Singer: You Ask The Questions
Taking Singer Seriously
I Was Wrong About Peter Singer
Unspeakable Conversations

令人不快的快樂謬論

「怎樣才會快樂」從來都是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有錢故然不一定快樂，擁有自由也未必能夠快樂，童年是許多人一生最快樂的時光，卻往住亦是最受別人管束的一段歲月。由此可見，「快樂」這概念既主觀又難以捉摸。但許多傳媒知識分子偏偏卻不是這樣看，他們不但自以為了解別人怎樣才會快樂，更自大的是，他們要鼓吹政府去干預「人民的快樂」。

嶺南大學最近公布的2007年的「香港快樂指數」跌至三年以來低位，傳媒知識份子於是又大造文章，歸咎這是政府「單靠發展經濟的單線思維」所造成的結果，故政府有責任建立一個「更符合社會公義的社會」，改善市民的快樂。

怎樣才算一個「不單靠發展經濟」而又「符合社會公義」的「快樂社會」呢？傳媒知識分子給我們舉了一個現成的例子﹕不丹。為甚麼？因為不丹是全球最窮困的國家之一，卻可以在英國心理學家Adrian White編製的「世界快樂地圖」排名第八，比排名第六十三、「單靠發展經濟」的香港高出一大截，故此值得香港借鏡。傳媒知識分子如是說。

筆者不知道不丹人民是否真的很快樂。我只知道，不丹一直以來是個專制的國家，該國對電視和互聯網的禁令，直至1999年才被國王撤銷。這樣的社會，就是「更符合社會公義」了嗎？事實上，如果大家看過那幅「世界快樂地圖」，便會發現越富裕的地區，整體而言人民便越快樂。作者Adrian White也認為，整體上快樂地區的元素包括良好的醫療、高人均收入和普及的教育，但卻沒有包括所謂「社會公義」，例如日本和南韓的人民收入差距較小，理應「更符合社會公義」，但他們的「快樂排名」卻比中國和香港還要低﹗

就算是嶺南大學的土炮「快樂指數」，實際上亦顯示了財富和個人快樂的關係。在指數中，最不快樂的香港人是失業和低技術人士，正正反映了發展經濟的重要性，因為按照同一邏輯，經濟一旦衰退，失業人數上升，不快樂的香港人肯定只會更多。

傳媒知識分子借題發揮，先拿不丹把香港揶揄一番，復再要求政府「以提升市民幸福快樂為己任」，無非是乘機宣傳其一貫大政府、反市場的左傾思維﹔透過政府干預把「快樂的感覺平均分佈在社會各階層」，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平均主義。其所謂增加港人快樂的「意見」，就更加不知所謂﹕甚麼「居住環境可以在石屎森林以外」、「保存社區價值」、「維護香港人的價值」(可笑的是，連「公餘與家人共聚，多撥出時間運動」也算作是港人的價值﹗)，筆者實在看不出靠這些「政策」如何可以令失業和低技術人士更快樂。

正如有錢不一定快樂一樣，「在石屎森林以外居住」也未必會快樂﹔一個追求事業上成功感的人，政府若以「最高工時」等立法，逼他多陪家人、多做運動，他會開心嗎？政府保留皇后碼頭等「集體回憶」會令市民快樂嗎？有沒有想過一個中環的上班族，是多麼的渴望擴建後的馬路，可以令他多點公餘時間與家人共聚，而不是浪費在塞車上？傳媒知識分子只懂按照自己的意思，將人對快樂的追尋徹底簡單化，難怪會被人看成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了。

正如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所言，政府要保護的是人民「追尋快樂」的權利，而不是把人民當成是小孩般，以干預的手段「提升」或「平均分配」他們的快樂，因為真正的快樂只有個人自己才知道，也只能靠自己去爭取。在經濟好境時，看到別人升職加薪或炒股賺大錢，因出於妒忌而感到不快樂的話，那完全是個人的問題，真正要「好好反省」的是個人，不是政府。左翼傳媒指鹿為馬，把責任通通推到政府身上，在社會上煽動非理性的民粹情緒，這種行為，本身才是最令人不快的。

推薦閱讀:
2008年2月8日: Happiness: Enough Already

矯揉造作的「激情」

在最高法院駁回保留皇后碼頭的司法覆核之後，「本土行動」成員朱凱迪向記者表示失望之餘，更呼籲市民不要盲目接受法官判決，並且希望大眾明白他們的工作是要市民「知道需要甚麼、價值是甚麼」。

問題是﹕曾在伊朗學習波斯文的朱凱迪，真的在乎市民大眾「需要些甚麼」嗎？朱凱迪說﹕如果拆卸了皇后碼頭，他便「不懂得怎去講香港四十年來的公民抗命歷史」。他可知道這番說話，對一般市民來說是既矯情又「難頂」的嗎？

事實上，「矯揉造作」正是整場保衞皇后碼頭鬧劇的最佳註腳。就算像我這樣「擁抱殖民地歷史」的人來說，當聽到古物諮詢委員會把只有五十多年歷史、設計簡陋的皇后碼頭，列作「一級歷史建築物」，感覺上已相當牽強﹔及後看到「本土行動」又要絕食、又寫血書來保衞這座「涼亭」，誇張之餘，更是貶低了「公民抗命」的意義。

爭取保留「涼亭」要絕食，如果爭取的是重要得多的自由和人權，那又會如何抗爭呢？在香港，情況卻只是舉舉橫額、喊喊口號，或是像萬聖節嘉年華般，抬出一個紙棺材。這便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公民抗命了。這樣的「激情」，不要說一般市民難以理解，就算甘地、馬丁路德金等公民抗命的先驅，泉下有知，看過後相信也會大為皺眉。這也是一般市民認為某些人士「太激進」的原因。

「皇后碼頭」是個值得「激烈抗爭」的議題嗎？任保育人士把碼頭說成是甚麼「現代實用建築主義形式」、甚麼「見證本港戰後的急速發展」，但大部分市民就是不為所動，並不覺得這個設計簡陋、年份短淺的碼頭有甚麼特別的歷史意義，留保與否，也不涉及「社會公義」的問題，純粹只是一個理性的取捨﹕要麼就保留這樣一個舊涼亭，要麼就把它拆掉，開闢一條新馬路來方便大家，然後或者再花點錢原址重建，或選址重建。對一般市民來說，當中實在沒有甚麼激情可言。

市民激情不來，保育人士和其支持者於是又搬出一些相似是而非的理據，指拆卸碼頭這是特區政府「赤化」香港的陰謀，又說碼頭是「可持續發展」的旅遊景點，但事實上，改善中環交通不是對旅遊業有更大幫助嗎? 保育人士一廂情願，視保衞皇后碼頭為他們整個保育運動的一部份，但理性的香港人對保育只會採取case-by-case的態度。

「本土行動」挑選這種毫無爭議性的事件來「激烈抗爭」，市民普遍雖然並不認同，但由於有關「保育」的議題，政治上十分正確，大家充其量都只會像林鄭月娥般說﹕「我們都年輕過，明白你們的激情」，不會深責。若真的要捍衞傳統價值，「本土行動」為甚麼不挑選一些更重要的「政治不正確」議題目去抗爭呢？例如，在電視機中看見一些「碼頭衞士」是吸煙人士，為甚麼他們沒有絲毫激情去爭取政府廢除那條一刀切的禁煙惡法呢？

不要忘記，在禁煙法之下，公園、酒吧、酒樓和茶餐廳等地均一刀切禁煙，八十萬煙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一夜之間變成了真正的「集體回憶」，為甚麼「本土行動」對此竟沒有哼過一聲？

事實上，那些保留皇后碼頭的所謂「理據」，套用在捍衞吸煙自由上似乎更加合適﹕作為一種傳統習慣，吸煙與港式飲品「鴛鴦」和「絲襪奶茶」，是港式茶餐廳的「獨有佈局」﹔在酒吧、食肆等地「原址重建」吸煙區，「技術上」更是絕對可行。更重要的是，一刀切的禁煙法剝削個人選擇的自由，「激情」地爭取廢除此惡法，實在遠比爭取保留那座「涼亭」來得更有意義，「激」得更加有理。

法新社被踢爆

數天前法新社發表了一張照片, 照片中的伊拉克老婦手拿兩發子彈向鏡頭展示, 訴說是美軍在作戰時射中其民居, 但很快被踢爆照片造假, 因為那兩發子彈明顯是全新的, 從未被發射過。

其他新聞社被踢爆的例子(1, 2)

阿拉法死於愛滋病?

阿拉法的醫生和PFLP的領袖分別承認巴勒斯坦已故領袖阿拉法患了愛滋病, 難怪法國前總統席布拉克要隱瞞阿拉法的真正死因。

資料來源: Advice Goddess

精確言論

It is 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 to use energy and it's the nature of liberalism to feel bad about it

找人出氣

股市大起大落，自然有人要找人出氣。

明報8月17日的社評《評級機構信用破產 香港應該引以為戒》，便是找標準普爾和穆迪等評級機構來出氣﹕

‧標準普爾和穆迪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使得它們的信譽大打折扣。香港政府和投資者‥‥今後不應該再因為獲得它們提高評級而沾沾自喜

‧美國華爾街的銀行家‥‥利用次按貸款創造出許多複雜的金融產品，然後，在那些國際著名信貸評級機構的保駕護航之下，成功地將這些產品出售給全球各地的投資者。

可能是被股市的波動弄致情緒失控，明報社評人忘記了，一直以來，最看重評級機構的，其實是他自己。

例如04年3月的社評在批評香港的財政時，便以評級機構來恐嚇政府﹕「評級機構會怎樣看香港財政前景？難道真的要到了評級下降，利率上升，我們才懂得改弦易轍？」

02年10月，當標準普爾調低香港評級展望時，明報社評則稱讚是「苦口良藥」，並叫政府「正視標普的警告」。

將不同風險的債券組合起來，原意是要分散風險，現在一出事，明報馬上翻臉不認人，指其「信用破產」之餘，更把評級機構的風險評估，說成是促銷金融產品的「保駕護航」﹗

金魚缸內，果真見盡人性。

極端伊斯蘭主義在英國

爭議性的英國Channel 4的記錄片“Dispatches: Undercover Mosque”

2007年11月20日: 英國警方竟然投訴這記錄片破壞種族關係
2007年12月10日: Death threats can't stop me being a Christian, says imam's daughter
2008年2月14日: 17,000 women are "honour" victims every year in Britain
2008年2月14日: British minister warns of birth defects amount 'inbred' Muslims
2008年2月28日: Film makers to sue police for libel

推薦閱讀:
I was a Fanatic
Rejecting radical Islam - one man's journey

路透社再次被踢爆

上星期傳媒廣泛報導俄羅斯兩艘潛艇成功在北極海床插上國旗宣示主權, 原來引用的路透社圖片被踢爆並不是當時實地拍攝, 而是當年搜查鐵達尼號時拍攝, 部份情節更在電影《鐵達尼號》中出現過。路透社被迫把照片說明作更正(1, 2)。

而首先發現圖片有問題的這個13歲芬蘭少年。

伸延閱讀:
這裡文章(1, 2)列出近年來美國傳媒醜聞
Why Those Russian Submarine Heroics Looked Familiar
U.N. May Give Black Gold at North Pole to Russia
Media Dishonesty Matters

2008年1月28日: 路透社又被踢爆幫哈馬斯偽造停電照片

本網相關評論:
路透社被懷疑偽造照片

「共識科學」解釋不了的「藍天」和「暖化」之謎

可能上天受到去年曾特首呼籲「藍天行動」所感動吧，香港今年夏季藍天無雲的日子特別多。藍天代表雲量稀少，而雲越少則日照越強勁。根據天文台的數字，七月的日照時間高出正常一成四，平均雲量卻較正常低近一成，月底開始更出現了破紀錄的「馬拉松式」酷熱天氣警告。
藍天的日子多了，那麼，經常矯情地高呼「香港何時重見藍天」的左翼環保分子，今年理應可以額手稱慶了吧？事實卻不然。眾所周知，除了追求「藍天」之外，環保分子的另一個訴求是「對抗暖化」，但偏偏兩者卻存在矛盾。正如上述所言，藍天代表雲量稀少、日照強勁，結果是地面的溫度更加「暖化」。

既要「藍天」，同時又反對「暖化」，環保分子的訴求充滿矛盾，也反映了他們信奉的「人為全球暖化論」，立論的基礎是如何粗疏。事實上，藍天無雲、烈日當空，會令溫度上升，正好說明了太陽和雲是影響地面溫度的兩個主要因素，同時也是環保分子在鼓吹「人為暖化」時每每避而不談的兩大要素。

科學研究亦顯示，太陽黑子(sunspot)的活動周期可能是影響了全球氣溫變化的主要因素。上世紀，太陽黑子活動是一千年來最活躍，直至最近二十年才穩定下來。這與上世紀地球溫度的變化出奇地吻合﹕上世紀的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大約攝氏0.6度，98年時是最高，之後便穩定下來(沒有錯，近十年來地球根本並非如環保分子所說般越來越熱)。太陽活動與地球氣溫變化的關聯性，合情合理，但奇怪的是，環保分子一開始便認定地球的暖化與太陽無關。

與太陽一樣，雲是另一個影響氣溫變化而又難以捉摸的因素。難以捉摸的原因主要是雲對氣溫具有兩個性質相反的影響﹕低層的雲可以冷卻地面，高層的雲則有助留住下層的熱力，令氣溫更暖。就算雲是怎麼形成這樣基本的問題，當中其實還有很多爭議，最近有科學研究便顯示宇宙射線對雲的形成，有著很大的影響。《經濟學人》最近的文章便引述多項科學報告指出，在科學界未曾掌握雲這個變素之前，以「電腦模擬程式」預測氣溫根本難言準確。

環保分子可沒有這份耐性。他們罔顧科學上許多仍未可充份掌握的氣候變數，堅信電腦模擬程式推算出來的結果，聲稱這是「科學界的共識」。他們的所謂「共識」其實很簡單，就是任何不合心意的天氣，例如熱浪和風暴等，通通都是「人為全球暖化」造成。合心意的天氣 ─ 例如近日其實是「不太正常」的持續晴朗 ─ 則不算。當然，近年香港颱風次數大為減少，也和「暖化」無關。

環保分子可能不知道，證實的科學是從來不講「共識」的。在愛因斯坦年青的時候，當時科學界的「共識」是時間和空間都是絕對的，如果當年他也像今天的環保分子那樣，講求「共識」的話，這個世界便不會有相對論。

與證實科學不同，「共識科學」由於政治正確，「永遠不能被否證」，環保分子於是可以藉此推動各式各樣的政府干預，如開徵環保稅、實施環保配額等。他們會說為了達成崇高的「環保目標」，限制部分個人自由乃是無可避免的手段。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藍天」所帶來的酷熱提醒了我們﹕定下一堆煽情感性、但內容空泛矛盾的「目標」，以確保問題「永遠不可被解決」，才是推動干預不斷升級的最佳手段﹗

「科學共識」加「電腦模擬程式」，之前能預計香港今個夏季會有這麼多「藍天」嗎？環保分子對「電腦模擬」那麼自信，為甚麼其預測從來都只是針對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後的氣候，到時有關人等已經不在其位、甚至不在人世那麼遙遠呢？「電腦模擬」能告訴大家，明年香港會有多少「藍天」嗎？對環保分子來說，這些無疑都是非常「不方便」的問題。

8月11日: 後年氣溫勢創新高? (但同時承認了1998 年是最熱, 之後氣溫一直穩定, 雖然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上升)
10月4日: UK Judge: Schools must warn of Gore climate film bias

推薦閱讀:
Carbon Emissions Don’t Cause Global Warming
Global Warming Scandal
New Science Challenges Climate Alarmists
Trouble in Climate-Model Paradise
We Can't Ignore the Urban Factor
Climate change prediction: a robust or flawed process?

「開明派」的「不拘小節」謬誤

香港的傳媒知識分子多數以開明的自由派自居。可能就是因為太「開明」吧，他們撰寫時事評論，很多都習慣「不拘小節」，不但沒有列出資料來源，更不會交待事件的始末細節，結果是不清不楚，謬誤叢生。

《蘋果日報》7月21日《探針》的一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開明」的作者是如何地「不拘小節」。文章論述美國最高法院最近的判例明顯傾向保守，暗示布殊父子所任命的法官都是一些「不開明」、甚至「極端保守」人士。文章提及的判例分別涉及對婦女墮胎、學生言論自由和種族融合政策的限制，作者指這些判決「顯露了保守派的烙印」和令保守派在「文化戰爭」中佔了上風，可是卻完全沒有交待這些判例的內容是什麼。

讓我們先看看有關婦女墮胎權的判例。原來，其涉及的是美國國會在2003年以大比數通過的一條法律，禁止一種名叫Partial-Birth Abortion的墮胎手術。而最高法院的判決，則是確認這條法律沒有違憲。問題是﹕為甚麼這種手術會被禁止呢？聽過它的手術過程大家便會有點頭緒。

原來，這種手術的過程是先把胎兒的大半身拉出產道(partial-birth)，只剩下頭部在裡面，然後再用工具把胎兒的腦袋吸走，最後把胎兒取出。大家可以自行判斷這手術應否被禁。更重要的是，是否禁止這手術，其實並非最高法院判決的範圍，它的判決只不過是要裁定禁止該項手術的法律有否違憲罷了。事實上，通過了的聯邦法律亦容許各州就是否禁制這種手術自行立法。

涉及學生言論自由權的判例則是這樣的﹕在2002年阿拉斯加一所中學的學生，在學校安排下觀看奧運聖火的傳送過程，一名學生卻在電視台鏡頭面前拉出一個寫上「BONG HiTS 4 JESUS」的橫幅。 BONG是指用來吸食大麻的煙斗。該名學生結果被學校罰停學十天，但他卻認為其言論自由權被侵犯，告上最高法院，最後的判決是校方並沒有做錯。但在《探針》作者眼中這判決卻是「對中小學生言論自由權的限制」。

對種族融合限制的判例又何如呢？這裡涉及西雅圖一個學區按種族來派位的政策，硬性規定學校中不同種族學生的比例，結果引起不同種族學生和家長的不滿。最先控訴的是因種族身份而不獲分派到理想學校的數名黑人學生，結果最高法院裁定學區的種族派位政策並沒有恰當的理由。很難理解為甚麼這樣的判決是「保守」和「不開明」。

更荒謬的是，《探針》的作者批評黑人法官Clarence Thomas過去享受過種族優惠政策，現在反過來主張廢除種族派位，是一種「極端保守」行為。按照這種邏輯，過去享受過特權的白人，是否也應繼續支持不平等的種族隔離政策？事實上，法官Clarence Thomas的判決，恰正反映出他是一個正直的人。

事實上，《探針》的作者把法官區分「保守」和「開明」是一種過份簡單、甚至乎流於幼稚的做法。美國保守派對最高法院法官的要求，其實並不是要他們夠「保守」，更重要的是他們有「judicial restraint」，亦即對憲法條文都只會作出狹義的解釋，惟其如是，才可保住憲法的原意和精神。

所謂「開明派」法官剛好相反，是「Judicial activism」，往往對憲法按其個人理念作「彈性解釋」，將憲法的意思無限伸展，變相在法官的椅子上立法(legislate from the bench)。 這正正是為什麼本來應是超然中立的最高法院會變為「文化戰爭」的戰場。

無疑，時代的轉變可能會令憲法變得有所不足，但這些理應透過制訂新法律，甚或修憲來解決。不要忘記，立法是應該經由民主產生的國會或地方議會達致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是終身制的，任命通過後便沒有甚麼方法可對其作出制衡，故此自我克制是非常重要，因為一個不知克制但「開明」的最高法院，其後果往往是對民主程序的一種侵蝕。

2007年8月11日: Lethal Injections Offer Legal Shield
2008年2月5日: UK: 66 babies in a year left to die after abortions that go wrong

推薦閱讀:
The Only Good Constitution is a Dead Constitution
The Constitution Should Remain Dead
Clarence Thomas Interview on 60Minutes (1, 2, 3)

進退失據 令人失望

最近，兩名公職人士不約而同先後在「不恰當的地方」出現﹕一個在高級鐵竇門外，另一個則在索K黑點場中。兩人受到泛道德的傳媒猛烈攻擊，顯得進退失據，其中一人更是大敗而回。

朱培慶和艷女Coco的「私人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不贅。值得一提的是，政治不正確的筆者，在事件之初本想撰文撐撐朱處長「私人活動」的自由，賺點稿費，誰知還未寫上幾句，這位曾為港台慷慨激昂高呼五聲「撐」字的廣播處處長，已匆匆棄甲曳兵，提早退休，完全沒給我們撐他的機會。

在傳媒公審式圍攻之下，朱處長選擇提早退休，這是他個人意願，旁人無權置喙，但卻有權失望。以提早退休來避免「員工士氣受損」，那就等於承認和Coco的「私人活動」損害了部門士氣，將道德高岸拱手相讓。

環顧國際政壇的類似醜聞，拒絕承認錯誤的政客大不乏人，但同時又馬上投降卻不多見。克林頓搭上女見習生醜聞曝光後，力撐到底，甚至在法庭仍堅持與見習生的「口交」其實並非「性交」，顯出一派領導人「擇善固執」的風範，哪有像過朱處長般？許多傳媒將朱培慶和克林頓相提並論，其實他一點也不像克林頓 ─ 請不要誤會，我是指他的性格，不是樣貌。

事實上，朱處長的私人活動空間，就如祖國的領土主權一樣，絕不容外人侵犯(當然是除他老婆之外)，所以他理應堅持到底。提早退休只會給人一種逃避的感覺，就像當晚選擇躲在Coco的背後一樣。撐下去，風險無疑不小，除了要承受傳媒不斷拿他開玩笑的壓力外，更可能要面對由民粹議員推動的這個、那個調查委員會，但卻可以贏得像筆者般政治不正確之士的尊敬，在捍衞私人活動自由的鬥爭上留下光輝的集體回憶。

另一個最近出現在不恰當地方的，是「長毛」梁國雄。他在一間的士高裏與朋友暢飲時，巧遇警方查牌搜毒，但卻得到警方「優先放行」，結果又惹來民粹傳媒質疑他濫用「議員特權」。

當記者問他為何可以先行離開，長毛說記者應向警方查詢，而不是「屈」他濫用特權。長毛顯然是誤會了記者問題的意思。記者的發問原意應該是﹕在查牌這個警察最容易濫權的時刻，你怎麼可以撇下其他市民不理，遵循警方的指示優先離開呢？

沒錯，在查牌期間優先離開不算得是甚麼特權，任何人穿著得光鮮，最好再跟幾名老外混在一起，一般也可以獲得警察如此「禮待」。但長毛卻不是「任何人」。不要忘記，他是以左冀革命烈士哲古華拉為偶像、以衝擊警察而被抬走聞名的抗爭鬥士﹗

試想想，假如當年哲古華拉在南美的酒吧，正與革命的同志們酒意正酣、暢談革命理想之際，忽然殺出軍警嚷著要查牌，掃興之餘，你認為哲古華拉會說「同志們，我們先走吧，不要打擾差人執行正常的職務了」這類滑稽的說話嗎？ 應該不會吧。同樣道埋，「遵循警方指示優先離開」，對充滿革命激情的長毛來說，無論怎說也稱不上是個「體面」的離場方式吧。

誠然，激情的議員在放工後也有停下來鬆弛的權利，就像廣播處長在提昇社會文化之餘，也有自由在公營廣播以外尋找更高質素的娛樂，這點筆者絕對明白，所以長毛實在不必自責過深，更千萬不要學朱處長般，鑽了牛角尖，因此而考慮提早退休也。

超級誇大裝「毒菜恐慌」

如果你誇張地說一個笑話，或送我一個「誇大裝」的賀年禮盒，目的是為了逗我開心，我會很感激你的誠意。

不過，假若你誇大事情的目的只是為了恫嚇，希望藉此勾起我的非理性恐懼，那麼我便無可選擇地必須要將你踢爆。打著「環保」旗號，不斷重複被渲染的許多所謂「毒菜事件」，正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本地報章周不時都大字標題「毒菜流入香港」，把只驗出些微殘餘農藥的蔬菜形容為「毒性劇烈」的「毒菜」。例如，綠色和平早前又「披露」在市面出售的蔬菜中，驗出含有禁用或超標農藥。煽情的傳媒和民粹的議員馬上在旁搖旗附和，要求政府加強監管「毒菜」。有議員更激動地質問政府﹕「是否要等到有人死了才動手立法﹗？」

報章依足綠色和平的口徑，齊聲說驗出農藥的蔬菜是「毒菜」，卻從未複查過其所謂的「毒菜」究竟有多「毒」。去年十月，英國多名權威的毒理學家便曾公開批評環保分子不斷渲染化學物質污染的害處，實際上是蓄意誤導公眾(misleading, and deliberately so)，因為微小的份量根本不會對健康構成影響。

把「超標」和「有毒」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互相混淆，製造出誇張嚇人的效果，正是極端環保分子其中一個最壞的行徑。事實上，西方國家訂立殘餘農藥以至其他化學物質標準時，過程非常嚴格﹕通常會透過動物反覆實驗，先得出一個安全劑量標準，亦即「沒有觀察得到實質壞影響的水平」(No observable adverse effect level)，然後為了保證人類食用絕對安全，把這個劑量再縮小一百倍至一千倍，最後才得出一個極其微量的殘餘農藥標準。

簡單而言，所謂殘餘農藥「超標」的蔬菜，其實依然是十分安全。

再者，殘餘農藥劑量的標準各地都不同，但綠色和平卻專挑有「綠色壁壘」之稱的歐盟標準來嚇唬大家﹕例如，它指在白菜仔中驗出每公斤有0.22毫克的「蟲蟎腈」(Chlorfenapyr)，是歐盟標準四倍，但同時卻沒有指出，此劑量若照按美國或澳紐的標準，其實都沒有「超標」。

此外，許多時候一種農藥被禁用，原因根本與人類的健康無關。例如，報章只引述綠色和平在荷蘭豆中驗出的「克百威」(Carbofuran)是禁用農藥，卻沒有說明這「克百威」其實已廣泛應用了近四十年，直至去年八月才被美國環保局(EPA)建議禁用，禁用的原因是可能對野生鳥類有害。而某些農產品「克百威」的禁用期更延至2010年。

同時，綠色和平在荷蘭豆樣本中驗出的「克百威」劑量只是每公斤0.13毫克，基本上並沒有偏離美國相關的標準（每公克介乎0.1至40毫克，視乎農產品的種類而定，如黃豆的標準是每公斤１毫克，士多啤梨則是每公斤0.5毫克）。

誇大「毒性」還不特止，部分傳媒又繪形繪聲地指「農藥滲透強，洗也洗不掉」，加劇了公眾對殘餘農藥的恐慌。其實，根據美國化學協會(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的研究，在好些例子中，市民只需透過一般的清洗程序，已經能去除蔬果中九成七的殘餘農藥。

反而，環保分子推崇的有機蔬菜，因為在耕種時使用了大量的家畜糞便作肥料，往往含有大量細菌，也含有同樣「有毒」的有機農藥，但不少人卻誤以為有機蔬果「更自然、更健康」，不煮熟甚至不怎樣清洗進食會「更有營養」，結果中毒的機會更高。事實上，有機食物的中毒事件時有發生，只是一般本地傳媒似乎都傾向迴避此「不方便的真相」。

有讀者可能會認為﹕殘餘農藥與大家的健康攸關，就算稍為神經過敏一點，也是無傷大雅吧？但事情往往卻並非「神經過敏」那麼簡單。如果因為環保份子加上傳媒的誇大和誤導，令社會對農藥產生了非理性的恐慌，市民因而減少進食蔬果，其對大家健康的影響將會遠遠超過那丁點兒的微量殘餘農藥。

更壞的是，在澎湃的非理性民粹輿論推動之下，最終的結果往往就是政府透過立法不斷把農藥的應用收緊，一些原本是安全有效的殺蟲農藥也會被禁掉，就像當年非理性地禁止「滴滴涕」(DDT)，引來瘧疾在非洲橫行的難災，後果絕非「無傷大雅」，殺傷力絕對比極端環保分子所渲染的「毒菜」厲害何止百萬倍。

推薦閱讀:
Pesticides are good for you
How to Evaluate Health Risks (Without Going Insane)
Mother Nature’s Pesticides
Ranking Possible Cancer Hazards from Rodent Carcinogens
From Peer Review to Fear Review
DDT remains the cheapest and most effective long-term malaria fighter

以巴衝突歷史

應否取締一氧化二氫? 環保份子話好

2006年美國加州WorldFest環保嘉年華舉行期間, 有個喜劇節目派人到場發起請願, 呼籲那些環保份子簽名要求取締一氧化二氫DHMO, 結果是大家都很支持, 根本不去理會一氧化二氫到底是什麼。

資料來源: Newsbusters; Snopes

誇張失實的「醒悟」

8月1日經濟日報《政經札記》，作者說讀到the Globalist的文章，知道太平洋小島國圖瓦盧（Tuvalu）正受被海水浸沒的威脅，故令他「醒悟到溫室效應不僅帶來酷熱，更已危害一些小國的生存」﹕

‧全球暖化正威脅到圖瓦盧等一些小島國的安全‥‥「暖化」的打擊面將不斷擴散，地球上所有地方最終都會淪為圖瓦盧，變成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

不過，《政經札記》的作者沒有「醒悟」到的是﹕有關圖瓦盧不斷被海水淹浸的「傳說」，早已被證實是一個誇張失實的渲染。

這裏便有一份呈交英國上議院的有關全球海平面變化(Sea Level Changes) 的報告，指出根據潮水量度紀錄，圖瓦盧的海平面在1978-2003年的25年內，根本未有上升過。

另外，有關海水浸入地層的現象，亦可能只是當地的鳳梨工業曾大量抽走地下淡水所導致，與甚麼「全球暖化」毫無關係。

11月21日: Flatter oceans may have caused 1920s sea rise

Capitalist Hell, Communist Hell and Islamic Rage Boy

推薦這文章因為有一個前蘇聯時代的笑話和介紹大家認識薄有名氣的Islamic Rage Boy。

2007年12月29日: Palestinian Rage Boy

令人心寒的人口失衡「解決方案」

中國人口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十年之後，估計適婚男人的數目，將比女人多二千萬至三千萬，這情況可怕嗎？未算。若然看過最近傳媒知識分子就此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你會發現那才真的叫人心寒。

七月七日《明報》的社評指，內地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源頭是「一孩政策」，要求內地政府作出全面檢討。讀到這裏，筆者還以為一向支持政府干預的《明報》社評人，這次終於拿出道德勇氣，要求中國政府廢除這條踐踏人民基本生育權利的惡法。可是再往下看，才知道原來是另一個噩夢的開始。

原來，《明報》社評認為內地要加大對人民生育的控制來「迅速扭轉出生性別比例」，方法是「利用一孩政策的罰款功能，對出生性別比例作出干預」﹕「如果超生的是男孩，罰款將加重；超生的是女孩，罰款將減半，甚至不罰款」。

這個建議實在荒謬絕倫。首先，生育是人類的天職，要對生育作出「處罰」，概念上已屬極不道德。退一萬步來說，一個人是否有罪，根據普通法原則，應以他所做的行為，而非其行為的結果來決定。在進行授精懷孕這「行為」時，孕婦根本無從控制其胎兒到底是男抑或是女，但《明報》卻要以其誕下嬰兒的性別「結果」作為衡量懲罰的標準，「罰男不罰女」，像擲骰子般決定當事人應否被重罰，簡直就是違反了一切公平的原則。

更不道德的是，所謂「罰男不罰女」，實際上是鼓勵人們進行「重女輕男」的選擇性墮胎。儘管整篇社評完全迴避了「墮胎」兩字，但正如上述所言，懷孕的結果是男或是女，大家都控制不了，《明報》卻建議加重罰款來阻嚇人們超生男嬰，其潛台詞明顯不過就是要以經濟手段來鼓勵孕婦從第二胎開始，一發現是男嬰便將之打掉，以免受罰。為了「扭轉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竟想出如此不人道的手法，傳媒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智慧」果真令人大開眼界。

《明報》社評既然明白一孩政策才是問題的源頭，何不對症下藥、直截了當地建議內地廢除一孩政策呢？相信這又是其一貫的大政府的極左思想作怪，就是不願意放棄對生育這個人類基本權利的操控，反而要「採取一些非常措施，運用法律、經濟等手段標本兼治」，卻忘記了現在的人口失衡問題，正是政府的干預一手促成。

事實上，中國幾十年來的人口問題，正是妄想透過政府干預進行社會改造工程的最典型失敗例子。毛澤東以「人多好辦事」為理由，鼓勵生育，結果是人口過多﹔為了解決人口過多，共產黨走向另一個極端，推出侵犯人權的一孩政策，結果卻是性別失衡。每一次干預都帶來了新的問題﹔要去解決新的問題，結果又帶來了更激進和更侵權的干預。現在，傳媒知識份子竟然連生男或生女也要管，建議鼓勵「重女輕男」的選擇性墮胎，如果還是未能解決問題(或帶來其他問題)，我實在不敢想像下一個「解決方案」將會是甚麼﹗

在編輯室的電腦桌上，許多傳媒知識份子都會不自覺地扮演起上帝來，在文字檔案裏頭腦發熱地打造他們的「理想社會」。他們自以為「知道了一切」(know it all)，把一個個有獨立思想的人簡單地看成是一堆數字，認為所有行為都可以透過政府定下的賞罰機制來「調節」，「調節」不來只因為罰得不夠重﹕出生的男嬰比女嬰多嗎？加重男嬰的罰款吧。引入膠袋稅後，市民仍然「濫用」膠袋嗎？再提高膠袋稅吧。

但事實卻是﹕扮演上帝的人，同時也是否定上帝存在的人。就像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一樣，他們原意或許是要打造一個人間天堂，但結果卻是把社會推向一條通往奴役之路。

本網相關評論﹕否定上帝 催生「大政府幻覺」

推薦閱讀:
Abortion Raises Crime Rates
Abortion International
Really Bad Idea: Population Control
A mighty Malthusian Comeback?
A retort to the population control freaks

天文台的40年預測

7月16日各大報章引述天文台台長林超英預測指香港40年後恐無冬天。

問題是﹕天文台「預測」40年後天氣，可以有多準確呢？

去年，天文台推出季度天氣預報機制，準確率是「約五成」(可參閱本網之前評論)。對一季的天氣預測，準確率尚且只得「約五成」，40年的預測，你猜準確率會有多「高」呢？

推薦閱讀: Tempest In A Teapot

全球暖化與太陽無關?

明報7月12日報導一項研究分析了1985年起25年間太陽活動及其釋放出的能量、宇宙輻射強度並與同一段期間地球平均氣溫變化做比較，發現近20年太陽釋放的能量是呈現衰減的，但地球溫度卻是上升中。因此駁斥了全球暖化與太陽有關的說法。

地球溫度由40到70年代是下降, 曾經引起「全球冷化」恐懼, 但同期二氧化碳含量(1, 2, 3)卻一直增加, 如用同樣邏輯, 是否可以駁斥全球暖化與二氧化碳含量有關的說法?

暖化論者經常指地球溫度在過去百年因人類大量排放二氧化碳而上升, 為什麼這研究只強調近20年太陽的變化? 可能是因為其他研究(1, 2)指出近百年來太陽活動比過去增強了? 又一個不方便的真相。

另一更不方便的真相就是地球(平均)表面溫度記錄最高是在1998年, 差不多10年來都沒有再達到這水平。

推薦閱讀:
Can the sun save us from global warming?
It's the Sun, Stupid
Sun and global warming: A cosmic connection?
We Can't Ignore the Sun
Cosmic rays and Earth's climate
Global Warming and Solar Radiation
Galactic cosmic rays and regional climate time series

超低空飛機

蘋果報導中國最近成功研製小型的超低空飛機, 原來超低空飛機Ground effect vehicle並不是新發明, 蘇聯早在60年代已經秘密研製成功巨型的Ekranoplan, 這是一段有關的短片,而美國波音也研究過以相同原理開發有史以來大的飛機the Pelican。

「環保」背後的金權關係

最近，千人排隊搶購英國名牌「限量版」環保布袋，引發集體鼓燥，其網上拍賣價被炒至過千元，台灣的搶購民眾更出現人踩人。場面雖然滑稽，但事實上並無不妥。所謂「環保概念」產品，其實與傳統商品無異，往往都涉及龐大商業利益，分別只在於在政府環保政策的庇護和傳媒的吹捧之下，其價格往往可以炒得更高。

「環保概念」其實一直都被用來炒賣賺錢，只是香港的傳媒視而不見，只習慣把環保分子及相關人士的新聞稿或報告照抄，便當作是新聞發放，完全沒有經過核實，對當中涉及的潛在利益衝突更是不聞不問。這種做新聞的手法，其實比市民高價搶購環保袋更荒謬和更滑稽。

投資銀行里昂證券(CLSA)去年發表了一份有關「全球暖化」的報告，之後就一直被傳媒及環保組織(如綠色和平)廣泛引用。該報告最近又被《蘋果》引述，指全球氣溫若上升三度，「香港的維港兩岸會水浸，連添馬艦新政府總部也會被水淹沒」。

「全球暖化」這個假設，不管其如何粗疏，怎也應算是個科學範疇的議題吧？里昂只不過是間證券行，又不是甚麼科學機構，其報告真的值得一再被引用嗎？更重要的是，傳媒將報告內容照單全收，卻從沒有說清楚背後的利益關係。

事實上，里昂的大股東法國Credit Agricole，便是歐洲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carbon trading）市場最活躍的交易商之一。在「全球暖化」的潮流下，排放權交易近年越做越大，根據MarketWatch的報導，全球的交易量今年預期有四百億美元，有估計到2010年便會升至二千億美元。

利之所在，銀行家都可以變身成科學家。里昂近年大力推廣「人為二氧化碳導致全球暖化」的理論，去年便贊助了美國前副總統戈爾這個「環保鬥士」所製作的科幻電影《絕望真相》在港首映，而戈爾則應邀出席了里昂的投資論壇，那份「權威」的報告，便是那個時候推出來配合宣傳。以上背景資料，傳媒隻字不提。可以想像，假如有石油公司發表報告駁斥全球暖化理論，傳媒的態度將會截然不同，極可能會將之說成是石油財團「反環保」的陰謀﹗

財團可以透過「全球暖化」賺錢，卻不代表對「暖化問題」會有幫助。歐洲實行了兩年多的排放權交易體制，到頭來二氧化碳的排放卻是增加而非減少。原意是透過排放權交易達到減排目標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連基本的監察也無法做好，結果是減排成效微不足道同時，又衍生了大量弄虛作假行為。

透過出售排放權賺錢的發展中國家減排項目，許多被揭發原來完全沒有減過排。一些所謂「減排項目」，原來只是種幾棵樹，然後聲稱有關樹木可以在未來五十至一百年吸走同等數量的二氧化碳﹗不過，無論排減的成效如何，對交易的中間人來說卻毫不重要，因為他們在買賣中早已袋袋平安。

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所引發的種種荒謬，揭示了在渲染「全球暖化」背後的金權利益關係。事實上，最終減不減到排根本無關宏旨，因為力主設立排放權交易的都是些商家和政客而非科學家。例如，被揭發造假帳的美國最大能源交易商安隆(Enron)，當年便是極力鼓吹設立排放權交易的財團之一，其更是克林頓/戈爾政府在京都條約談判上的主要智囊。然而，在安隆欺詐案曝光之後，傳媒卻絕少提及這些「不方便的真相」。

商家、銀行家，以至在戈爾Live Earth獻唱的搖滾巨星，全是社會上最高收入的人，他們過的都是最高消費、也就是環保分子所聲稱的「最不環保」生活，但他們往往卻懂得和「環保分子」埋堆，而環保分子也樂意和他們結盟。本來，在一個商業社會，這些利益關係平常不過，但經常自稱「公平、公正」的傳媒，對之視而不見不特止，更主動為他們築起道德高岸，吹捧成為「環保鬥士」，這才叫人噁心和不安。

2007年7月17日: 'Green' town halls spend millions on advisers
2007年7月24日: Friends of the Earth Europe is a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2007年8月14日: Carbon Market Encourages Chopping Forests - Study
2007年8月14日: London Profits While Africa Awaits Kyoto Benefit
2007年8月23日: Kyoto Gives Chemical Plants Windfall Profits
2007年8月29日: $500 Million Worth of Eco-hypocrisy
2007年9月10日: Climate Fight Brings Mega Profits to EU Power Firms
2007年10月5日: Al Gore Getting Rich Spreading Global Warming Hysteria With Media’s Help
2007年10月28日: Be wary of climate policy development
2008年1月27日: Lawyers Embrace U.S. Climate Practice at $700 an Hour

推薦閱讀:
How Enron hyped global warming for profit
Watch for the coming flood of global warming litigation
Carbon Offsets — Buyer Beware
Global Warming Policies for Mass Poverty
Congress's energy policies would hinder America's economy

民粹之都不斷製造仇恨對象

回歸十周年，香港逐漸變成了民粹之都，在民粹政客和傳媒「政治正確」的口號之下，不少市民只為保留他們傳統的固有習慣，卻因而遭受歧視或懲罰，甚至淪為社會上的二等公民。

今年初開始，當一個有尊嚴的吸煙者踏出家門以後，每每發覺目前的禁煙法例，根本令他無法在不影響別人的情況之下抽煙， 因為差不多所有空曠或人少的地方，例如公園和大廈梯間等，已經全部列為禁煙。結果，守法的他只好在擠逼的街道上抽，向每名路過的行人「兜口兜面」地送上二手煙，惹來旁人無數的白眼。那一刻，他成了「吸煙危害公眾健康」的示範人辦。

事實上，將禁煙範圍非理性地無限伸延，令吸煙人士「無處容身」，使其成為社會上的「二等公民」，正正符合了禁煙法這條民粹法例的「立法原意」。打從民粹政客要一刀切在戶內禁煙，又將禁煙範圍極速擴大至公園、海灘以至燒烤場等戶外地方開始，整條法例的原意實際上已由「維護公眾健康」變質為「懲罰煙民」。

就因為政客一句「不健康」，煙民數十年來在茶餐廳邊喝咖啡，或在酒吧一邊喝酒，一邊閒適地抽煙的傳統習慣，一下子就被立法者抺掉了。

下一個被抺掉的將會是市民善用購物膠袋的傳統習慣。很多市民都有一個習慣，就是將超市購物膠袋拿回家，當作垃圾膠袋使用，當中除了節省金錢之外，更加符合家居衞生，因為購物膠袋尺碼適中，不大不小，一盛滿了就可丟棄，不像大型垃圾膠袋般，常常要等到積滿大量垃圾後才拿去丟棄那麼影響衞生。

可是，民粹政客和傳媒對這種既環保又衞生的習慣就是看不過眼。打着「環保」和「用者自付」的口號，他們推動開徵膠袋稅，並要立法禁止市民索取免費購物膠袋。他們沒有解釋在高呼「用者自付」同時，建議中那五毫子的膠袋稅款，為何可以高出處理膠袋廢物的成本那麼多。他們的邏輯只是﹕膠袋「不能自然分解」，價錢又那麼低，所以必然會被市民「濫用」，故此必定會是「不環保」，講多無謂。任你列出多少論據，證明一般市民其實沒有濫用，他們聽不入耳。

甚麼「用者自付」，其實都只是沒有論據支持的門面說話。和禁煙法一樣，開徵膠袋稅，真正用意是要懲罰和阻嚇那些民粹政客認為是「罔顧環保」的「刁民」。

由反吸煙至反膠袋，民粹輿論引發出來對個人自由的限制，預期將會越來越多，下一個目標可以是「不環保的」樽裝水，又或者是「不健康的」煎炸食物。最壞的是，推動這類民粹運動背後的心態，往往並不是真的為了解決問題，而是要在社會上揪出某一類人為傳媒渲染的所謂「公眾健康危機」和「生態大災難」負責，成為大眾怪責的對象，而其他市民亦可趁機把平日對社會的種種不滿，發洩到他們頭上。故此，這類運動骨子裏其實是建基於對他人的仇恨心態，而非建基於理性和寬容，而且往往會變本加厲，因為政客須要不斷找尋新的仇恨和歸咎的對象。

英國哲學家羅素曾說過，共產主義者都有一個錯誤的心態，就是認為一個好的國家可以由一場植根於仇恨 ─ 對資本家和地主的仇恨 ─ 的運動所促成，但事實上，由於共產主義者一早已養成了仇恨的習慣，即使在取得勝利之後，都只會本能地不斷尋找新的鬥爭對象，結果他們所創造的是地獄而非天堂。

回歸十周年，大陸專制的共產黨全面向資本主義靠攏﹔反觀香港則在走回頭路，由民主黨至公民黨所謂的泛民主派，路線一個比一個左，迷信政府的禁制可以改造社會，為了推動他們的干預主義，往往更不惜在社會上不斷製造新的仇恨對象，這種心態，其實與羅素批評的共產主義是一脈相承。

本網相關評論﹕不義的膠袋稅﹔與「污者自付」和「環保」無關的膠袋稅﹔包容80萬煙民 捍衛吸煙的個人自由

推薦閱讀:
Drinking, smoking, shooting and sticking it to bureaucrats

教育官僚 vs 民粹政客

「教院風波」導致了羅范椒芬下台，環顧四周，人們就是沒有甚麼特別感覺。原因不是人們「涼薄」，而是事件與大家所關心的教育質素完全無關。花了三千萬元公帑的聆訊，原來只是為了查證教育高官有否說過「炒人」、說話是否「得體」，市民就是不明白究竟對教育會有何益處。事件會如「教育界精英」所說般，令「學術自由如臨深淵」嗎？不須給我三千萬，我也可以對你說「不會」。差不多的說話，花了大家三千萬的「教院風波」調查委員會，說得無疑是比我「得體」﹔他們在報告中說﹕「香港的學術自由並沒有受到負面的影响」。

羅太的官僚作風，習慣了不留餘地，「用一種看似恐嚇和報復的態度」對待下屬，結果被委員會指為「有違公眾預期高級公務員在行為得體方面應達到的標準」。老實說，在商業競爭的社會裏，重組合併每天也在發生，辦公室政治更是無日無之，許多上司今天可能會「得體地」和你有商有量，明天卻會把你列入裁員名單，對一般打工仔而言，表面上的說話得不得體，根本毫不重要。

整場風波唯一有意義的，就是再一次展示給我們看﹕官僚以僵化的干預去改革同樣僵化的教育體制，如何會把事情越攪越糟。所謂「教院風波」其實只是政府的教育改革，與以教協為首的教師利益集團之間一連串衝突的其中一幕。在聆訊中，羅太亦不忘嘲諷教協只是一個「工會」，並非「專業組織」，可見她對教協仍耿耿於懷。

誠如羅太所言，教協沒錯是一個工會，但同時亦是全港最有組織、在傳媒最有影響力的工會，主席張文光更是發動煽情民粹輿論的高手，這點羅太卻從未認真評估過。一年多前有兩名教師自殺，張文光認定是和「教改」帶來的工作壓力有關。其實任何人都看出這是缺乏事實根據，近年香港每年都有約一千人自殺，比率是十萬人中約有十五人自殺，教師的自殺比率並不高於此數。但羅太不列出具體數據，卻說出「很多學校做教改，為什麼只有兩位教師自殺？」，如同打出一只好牌讓張文光「食住上」。

事實上，一個缺乏競爭的教育市場，再多的行政干預不但徒勞無功，更會令政府和教師的爭拗沒完沒了。教師行業是值得尊敬 (他們直接影響我們子女的命運，能不「尊敬」他們嗎？)，但教師說到底也是「為兩餐」，政府以行政手段「提升」教育質素，其實就是不斷向教師「施壓」，教師受不了「壓力」，必然會鑽盡空子進行反撲。

香港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教師整體教學質素不濟。要提高水平就要引入競爭。可是，香港的中央集權式教育制度，最缺乏的就是競爭。沒有競爭，又要提升教學質素，政府於是進一步加大干預力度，例如增加對教師的教育專業文憑要求。這些行政措施成效如何，大家心中有數。一個老師教得好不好，和他取得多少張「專業文憑」，往往是毫無關係，更重要的是他能否洞識學生的資質，因材施教，而這種能耐卻不是專業文憑或基準試可以測定。

更荒謬的是，像羅太般的官僚一方面指教師的工會不是「專業」，另一方面政府對教師行業卻不斷提高如專業文憑等「專業」要求，某程度上令行業的競爭更少，因其他行業有意轉職做教師的大學學位人才，由於沒有專業文憑，入職或晋升受限制，入行的意欲自然大打折扣。與此同時，在職教師則要花更多時間在專業文憑或基準試之上，增加了「工作壓力」，亦增加了他們轉職的機會成本，令行內的保護主義情緒更盛，結果往往是反對任何可能令他們丟掉飯碗的「教改」建議。政府與教師你打我、我打你，其實就是干預主義所導致惡性循環的死局。

要解開這個死局，你想得出有比學券制更有效的方法嗎？把政府的資助轉化為「學券」，家長可以憑券自由地選擇合適的學校，透過市場力量淘汰不濟的學校和教師，政府可以抽身而出。若然「教育界精英」繼續拒絕引入類似的市場機制，像羅太般的官僚和張文光般的政客，只會沒完沒了地鬼打鬼，繼續玩其「得體」的內鬥遊戯，當中賠上的注碼，卻是由我們及我們的子女支付。

否定上帝﹕催生「大政府幻覺」

最近，英國牛津大學教授Richard Dawkins著作的《上帝幻覺》(The God Delusion)，指「上帝」這個信仰並不理性，亦沒有科學根據。書本暢銷，一時間亦令「上帝是否信得過」成了西方傳媒的熱門話題。

你當然不會預期這類辯論會在香港傳媒出現。不過，之前的《中大情色版》事件，卻引來不少本地傳媒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團體的批判，部分更把事件說成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嫡系傳人」在香港發動的「道德聖戰」。

筆者並非宗教專家，但清楚不過的是，批評基督教在傳媒界已不是一個禁忌(當然，如批評的對象換了是回教，情況將截然不同)﹔傳媒知識分子普遍將傳統宗敎視為與理性無關的個人行為，當中沒有對或錯﹔指上帝存在只是「幻覺」不但不是禁忌，反而代表思想「進步前衞」。

不過，沒有了「上帝幻覺」，可不代表我們的傳媒知識分子便會更理性、更科學。事實上，大部分只不過是轉換了崇拜的對象，改為迷信「全知全能」的大政府，認為可以透過的干預和管制，將社會改造成人間天堂。

網上報章TCS Daily評論員Karl Reitz回應《上帝幻覺》等言論時便指出，當人們不再相信有神存在時，各式各樣的「世俗化宗教」(secularized religions)便會應運而生，當中包括盛極一時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及目前方興未艾的福利主義和環保主義。

為甚麼會這樣？因為追求一個無憂無慮、幸福快樂的天堂，一向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沒有了上帝的天堂，人們只會轉而在地上尋找。抓緊這個機遇，「世俗化宗教」便可以大力促銷他們的大政府崇拜，令信徒相信可以把社會改造成一個沒有階級剝削、沒有貧窮、「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人間天堂。

例如，現今的左翼環保運動，便集合了一切宗教的元素﹕環保團體變成了可以預言「生態大災難」的「先知」，宣揚以電腦模擬推算出來的「全球暖化」末日論，個人消費行被視為「破壞大自然的原罪」，「救贖」的方法則是透過政府的干預和禁制，「淨化」我們的浪費習慣，為下一代(來世)創造一個「大自然伊甸園」。(可伸延參看本網之前評論)

有人可能會問﹕「世俗化宗教」又有甚麼不好？首先，宗教信仰是建基於教條，而非理性和科學，所以我們要「政教分離」，防止有人利用政府的權力，把自己的教條強加於我們身上。可是，環保主義等世俗化宗教，卻往往以「科學」作為包裝，鼓吹政府干預，以實踐他們「改造社會」的宗教目標。

政府的干預，實際上就是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其結果往往是越攪越糟﹕訂立最低工資保障低薪工人，反而削平了他們以低薪競爭的優勢，令失業率更高﹔立法限制自由以維護公平，結果就如佛利民所說的，到頭來自由和公平兩者皆失﹔在環保分子鼓吹「農藥危害大自然」之下，各國政府魯莽地禁制了有效農藥滴滴涕(DDT)，結果釀成了非洲瘧疾橫行的災難。

更壞的是，一個沒有上帝「看管着」的世俗化宗教，往往會狂妄自大到荒謬的地步﹕例如認為人類的力量可以「拯救全球氣候變化」，把氣溫變化「控制在攝氏兩度之內」﹔他們更不相信自然界的災害是「上帝的意旨」(Act of God)，於是把風暴、乾旱、水浸等天災通通歸咎於人們「不環保」的消費行為。在這種教義之下，人類反而變成了一種令「地球先生」生病的病毒。

話說回來，上帝是否信得過？這的確不能以科學解釋，不過，歷史經驗卻告訴我們，一個沒有上帝的社會，往往會變成一個「大政府幻覺」的温床，培養出大批迷信政府干預的信徒。這些「大政府」信徒亦不會像上帝般仁慈，等待我們死後才審判我們的罪過。他們要的是政府從速立法，馬上就要懲罰我們「褻瀆大自然」的原罪。

6月23日: 連最liberal的荷蘭近年也變得保守

推薦閱讀:
Why this scientist believes in God
On Religion, Hitchens is Not so Great
In Europe, God Is (Not) Dead
The anti-God Squad
Environmentalism: the new death cult?